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要洋务首领，其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活动已为多数论者所首肯。而对其政治活动的研究则尚显薄弱，且毁誉参半。本文拟就张之洞与清末武昌首义及其与晚清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直接、间接关系问题，作些粗浅探索、冀求教正。 一 张之洞早年由科举入仕，是儒家思想陶育出来的官僚士大夫。他为官数十年，始而京官、继而封疆大吏、最后入阁拜相，领受了清朝的隆恩。“启沃君心，恪守臣节”是他忠贞不渝的信条。在晚清政治日益腐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际，他充满忧患意识，亟思挽救清朝的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他反对革命、仇视人民反抗斗争的政治品格。 历史往往捉弄人。张之洞为维护清朝统治所作的种种努力，客观上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恩格斯曾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1〕的确，张之洞总督湖广十数载的苦心经营，却结出了武昌首义之果。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酿造师。 稍稍回顾清末革命史，人们不禁要问：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华南沿海沿边，为什么“有意栽花花不发？”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虽不是策划起义的重点，竟“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什么武昌起义在没有同盟会领导人领导指挥的情况下，却一炮打响获得成功？为什么革命军攻下湖广总督署后，把一个本应是革命对象的张之洞的部属黎元洪推上了首义之区都督的宝座？历史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仔细思索，这一连串的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与张之洞督鄂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那么，如何看待张之洞督鄂与武昌首义的关系呢？本来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担任张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鸿铭却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2〕此话看似戏语，却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孙中山和张之洞怀抱各自目的，走着不同的道路，既南辕北辙，又殊途同归。他们都为辛亥革命积聚了力量和准备了条件。无独有偶，1912年，孙中山应黎元洪之邀抵达武汉，游览了张之洞的祠宇奥略楼，他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3〕辜鸿铭的戏谑和孙中山的幽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道出了一个史实：张之洞确实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 1889年冬，张之洞奉命由广东调往湖北接任湖广总督。初抵鄂时，当地“百务废弛，士大夫笃守常故，讳谈洋务”〔4〕，武汉还是一个比沿海城市相对落后之区。经过张之洞的悉心经营，到清末，武汉已成为水陆交通枢纽，迅速赶超广州、天津等城市，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张继煦说：“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处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5〕此话虽多有溢美之词，却指出了张之洞为武昌首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骨干力量的史实。 就革命的物质基础而言。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6〕张之洞督鄂后大刀阔斧创办近代工业，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纺织四局（织布、纺纱、缫丝、制麻）等大型军事、民用工业相继建立，又修通了芦汉铁路。这使张之洞不仅成为湖北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也是全国重工业的奠基人，毛泽东所说的“讲到重工业，不可忘记张之洞”，便是对此而发。在他的倡导推动下，20世纪初湖北出现了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民间投资实业者趋之若鹜。据统计，截至1911年，湖北地区有官办、官商合办或商办等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92家〔7〕。此外，各帝国主义在汉口等地设立的砖茶、面粉、烟草、榨油等企业100余家〔8〕。上述厂矿企业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武汉三镇及附近地区，而且是张之洞督鄂后创办的。经济的长足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效应。马克思谈及欧洲1848年革命时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 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9〕可见，工业的发展是发生近代革命的必备条件。当年参加武昌首义的湖北新军士兵祁楚才回忆说，首义的枪声一响，他们立即投入了攻占汉阳兵工厂和护卫兵工厂的战斗，“这个兵工厂生产的枪械弹药，对阳夏之战及义军的继续扩编（由原来的一个师扩编为八个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张之洞还设立了湖北银元局、官钱局，铸银元，造铜币，印刷纸币，发行银票、钱票及经营银行业务，并设立了商务局、商务公所和两湖劝业场等商业机构；又修筑了张公堤，拓展了汉口城市的面积，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武汉地区经济实力的增长。 伴随着工矿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越来越多的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将积聚的资本投资于近代工商业，自身也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宋炜臣、刘人祥、顾润章、蔡辅卿、吕逵先、徐荣廷、刘子敬、邓纪常、李平书、朱畴、黄范生等便属于这类人。张之洞在办工业的过程中，与上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还在汉口设立了商务总局，为沟通官商联系、启发商智、联络商情起了良好作用。后来，官办的商务总局逐渐向民办的商会转化，商会又同立宪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会请愿运动。一些商界人士还与革命派时相过从，有的甚至加入了文学社等革命组织。武昌首义后，商会转向支持革命，筹款接济革命军，并成立商团维持社会治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可见,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为武昌首义打下了阶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