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艺术的发生与分野
人们现在所习称的原始艺术，实际上应当分别为两种不同的艺术，一种是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运用其天赋能力与实践技艺自发地、即兴地创作的艺术。我们称之为“原始自然艺术”。另一种艺术是业已被吸收到原始礼仪体系中，从属于巫术（礼仪）制度，成为某种负载着社会价值观念和信仰、又具备着规范的因袭的象征形式的艺术。我们称之为“原始礼仪艺术”。艺术与仪式，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只是人类进化逐渐具备的两种能力，是人类生活和思维的两种方式。在最初的阶段，艺术不是纯艺术，仪式也并非纯仪式。艺术化行为和仪式化行为，都产生于进化过程。自然艺术，是个体的自由创造，自足的审美愉悦是其主要效应。仪式，或许导源于某一偶发行为，由于其明显的信息指向、功能效应，获得了重复演练的机会，进一步由行为的重复再内化为记忆、概念、图式、心理结构。在艺术与仪式之间并无孰先孰后，只有功能之别。
考古人类学证实，在大约距今10万年左右，人类进化达到智人时期，人脑和其他生理结构进化趋于定型，从而确定了原始艺术最初繁荣的体质条件。最初的艺术是由人的生理结构所限定的个体的自我愉悦及个体间相互愉悦的形式。接着，直接的肉体器官的自由运用所产生的愉悦，在初级的交流和生产实践行为过程中延展扩大，逐步寻求到相对重复的体现为物质媒介形式的表达。艺术表现开始具备符号的意义，艺术表现的结果也开始具备满足个体功利和欲望要求的实用性质。原始自然艺术贯穿了生理愉悦、符号意义、实用功利三个特点。第一点主要是由遗传结构所决定的。第二点兼由遗传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第三点则主要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
人类的最初的艺术创造的内在驱动力来自基因遗传的策略。原始自然艺术的发生，是人类生命基因遗传程序的一部分。个体生命基因为了竞争取胜，实现遗传目的，甚至在生命机体的结构之中预设了快感反应机制。而且，原始自然艺术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由遗传基因操纵的信息交流过程（注：参看理查德·道金斯：《伊甸园之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人类生命的遗传结构先决于人类生活实践的社会结构。原始自然艺术受制于遗传结构的情况也先决于它受制于社会结构的情况。
原始自然艺术和原始礼仪艺术是由于形式感的作用和艺术行为的信息交流功能而导致分化的。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形式感是从具象事物上抽象出“形式”，并以该形式作为经验的感受范型来记忆和运用。这无疑是遗传进化的结果。今天的人脑生物学揭示出，人脑存在着特殊的脑细胞的网状结构，它是由水平细胞、垂直细胞和对角位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组织在各自所能接收到的方位回应外来信息的刺激。它们只能在既定方位线上才能兴奋。人类某些抽象思维的萌芽是由这些细胞引起的。人们经过各自偶然的、无数次的抽象造型活动，使脉冲信号引起的大脑皮层的电位及化学变化定位，扬弃掉事物具象的表象特征，建立了相对持久稳定的内在的形式感觉。
原始自然艺术和礼仪艺术的分野发端于艺术形象的符号化过程。仪式化的行为，早于视觉符号成为沟通的语言。在史前岩画里，能够找到反映人类仪式化行为的最早记录。在距今6000～4000年，我国北方草原狩猎业进入了全盛时代。见于阴山、贺兰山、乌兰察布草原、天山、阿尔泰地区、昆仑山、库鲁克山、黑山等地的史前岩画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狩猎、野牧的生活景象。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远古居民，以岩画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熟悉的大自然，描绘了他们的生产劳动、氏族群居、巫术祭祀的生活场景。进入岩画形象世界的各种动物竟有四、五十种之多，尤以狩猎对象占到绝对多数。人们的各种狩猎方式，如独猎、双人猎、三人猎、众猎、围猎等等均得以展现。狩猎过程中的具体情境，那些紧张、激烈、声势浩大的场面被描绘得活灵活现。总体上说，史说岩画的题材和风格是趋向于写实的。创作者们自身亲历亲察狩猎过程，朴素地描绘出实际生活的景象和体验。
另一方面，史前岩画又包含了大量的原始巫术祭祀的内容。弗雷泽在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原理时将各种巫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类称之为“顺势巫术”或称之为“模似巫术”另一类称之为“接触巫术”。“顺势巫术”是根据对“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而“接触巫术”则是根据对“接触”的联想而建立的（注：J·G·弗雷泽：《金枝》，纽约1922年版，第12页。）。岩画遗存描述的巫术仪式行为多属此类。阴山岩画有兽面像、人面像造型，有跪拜祭日、杀人作祭图景，透露出当时已有佩戴面具的巫师和巫术仪式活动。新疆阿尔泰山洞窟彩画更有意味。富蕴县唐巴勒塔斯洞窟，是远古居民群舞祭祀的神圣所在。窟内正中、左面、底部绘有多个同心圆，似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史前岩画中性的主题，总是和狩猎主题、格斗主题、动物繁殖主题掺和在一起加以表现的。阴山岩画中引弓待发的猎人，常常是阴茎挺举的。弓箭和阴茎都作了相当夸张的刻划。在青海省天峻县卢山岩画、阿尔泰山岩画中的人与人的格斗画面中，人物也都是阴茎挺举的。阿尔泰山岩画中有一幅交媾仪式图，在进行交媾的两个人中间还站着一个手持弓箭的第三者。天山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石壁岩画，表现了大型的生殖祭典仪式。在120多平方米面积的陡崖上布满了约200人像和马、虎、牛、羊、熊等动物。画中男像大都显露出极其夸张的生殖器，女像则丰胸、细腰、肥臀。男女对舞，作交媾姿态，其下又有两列小人，一个个排列齐整，攀肩搭背，躬腰曲腿，作群舞之状。画面所见各种动物也都作交媾的姿态。上述性的主题与其他主题交融，明显地反映出原始先民的仪式化行为正是由性行为的多功能性推衍而出的（注：参考著名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关于“性行为的十大功能”之说：生殖、结偶、固偶、泄欲、探索、娱情、消烦、镇定、交易、显位等功能。）。在这里相似联想的思维构筑了观念的因果链，性行为过程的身心体验强化了情感和想象，性交行为从自然提升为仪式。仪式化的性交，是以狩猎和格斗的求胜为目标的。这一过程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和酬劳作用；同时，它被当时人们理解为会带来自然界动物的蕃生、氏族人口的繁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