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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晚期，随着彩陶纹饰的发展，图案化纹饰与器皿分离，逐渐成为独立性人物绘画。庙底沟类型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地画或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独立性绘画。整图用黑炭画于房址的灰白地面上，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它已脱离了原始绘画的从属地位和装饰作风，整个画面象是反映养殖、舞蹈或宗教活动。主绘两个人物和两个状若昆虫的图像，人物头部向右侧，披发，臀后有尾饰，居右者身高32.5厘米，其下方偏右处有一长方形框，内有物体，似有触角，多足，（图一，3 ）可能属于昆虫类（注： 张安治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一）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8月。）。 人物画法与舞蹈纹盆一样均属涂形画法。 
舞蹈纹盆、地画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两幅人物画，表现形式均为“涂形”，或可认为中国人物画的产生源于“涂形”。 至于涂形人物画，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呢？本人认为或是在人类对“手印”的模仿发展而形成的。 手印，广布于欧洲、澳大利亚、南美等地。在中国，发现于嘉峪关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口等地。 手印有两种制作方法：一为阳印即手上涂满红色颜料，直接捺到石壁上形成完整的块面；二为阴印即先把手捺到石壁上，再用颜料喷洒于周围，形成块面。（图一，2 ）裴文中先生认为手印是原始艺术中最早的“黑影”艺术（注：裴文中：《旧石器时代艺术》，上海商务印书馆。）。这种“黑影”手印发展到“黑影”人物的画法，我认为是一脉相承的，手印则是早期人物画发展的先导。阮荣春先生曾专文阐述手印与绘画艺术起源的发展关系，或可认为从用块面涂形描绘人物局部，到描绘剪影式的整个人形，正在进行的歌舞、狩猎或从事其他活动的涂形人物，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注：阮荣春：《就嘉峪关手印谈艺术起源》，《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 涂形人物或与审美趣味有关。当时已有毛笔，在某些彩陶纹饰中的线条上有笔毫描画的痕迹，有的甚至留下尖锐的笔锋（注：熊寥：《中国陶瓷美术史》，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3期。）。 在半坡舞蹈纹盆上即可见到。 但人物画与动物题材相比较，在用线描绘方面，却逊色得多。如河姆渡时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3300年）的刻花陶盆、猎纹钵；仰韶文化遗址的鱼纹盆、人面鱼纹盆、鱼鸟纹细颈瓶；庙底沟的鹳鸟石斧瓮等。可见似乎先人对涂形人物画比较偏好。 早期的岩画中表现的多是某种宗教场面。原始人类更注重的是生殖和性崇拜（注：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并非出于审美而绘制，所以对人物细部如五官、手指、服饰等并不着意，他们关心的只是能繁殖后代的“人”——抽象意义上的或概念化的人，并不是特定“有名有姓”的某个人，根本不必考虑美与丑的差别或其它。 经历了长年累月的涂形活动，审美意识逐渐改变，人们对绘画有了更高的要求——试图改变原始剪影式画法。但这种发展过程十分缓慢。约当战国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出现的前后，才确立了线条画法，并成为人物画的主要表现形式。 但是涂形人物画法并没有因此而立刻退出绘画的舞台，它仍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如在史料中可见：“客有周君画策者，……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注：《韩非子·外储说》，转引自周积寅的《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8月。）。或可认为是涂形画法。 实物如战国楚墓锦瑟漆画、漆盒彩绘乐舞图；秦宫遗址壁画仪仗仕女图、车马图；以及汉画像砖武梁祠西王母·历史故事·车骑画像石（图二，1）、四川成都宴乐画像砖（图二，2）等都是。 有的作品已渗杂了少许阳线刻划，相对于涂形人物已有很大提高。 或可认为：块面涂形与线条画法在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早期曾平行存在一个阶段，直到汉末才基本消失。 现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考古材料可以为我们的论证增加实证。 《光明日报》1996年4月28 日登载的《青海宗日遗址的“双人抬物彩陶盆”》，其中有关章节如下： 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 ……双人抬物图形，作者以圆点表示头部，粗线条表示人的躯干，细线表示人的四肢，两人相向分腿而立，腰背微屈，双手共抬一个硕大的圆物。草草数笔就把两人着力抬物的形象，刻划得微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出土于192＃墓。……[14]C为5070年，树轮校定为约5685年。……为国宝一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