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观念源起于印度，盛行于中国。罗汉信仰的兴起与确立，虽然不乏佛典可征，但总的来说，还有赖于中国罗汉造像艺术的渲染与推动，因此可以说罗汉信仰与罗汉造像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与物质形态并存的文化现象，完全是中国化的产物。然而，欲对中国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的内涵作一完整的把握，还须从罗汉信仰的缘起衍变以及罗汉造像艺术的源流发展说起。 一 罗汉又称阿罗汉，梵语Arhart，巴利文作Arahant，音译作阿卢汉、阿罗诃，意译作应供、应真、杀贼、无生、真人。略称罗汉、罗呵。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供养的圣者。因而此果位通于大、小二乘。依广义而言，可泛指大、小乘佛教中的最高果位，故佛的十种名号之一亦称“应供”；依狭义而释，则专指小乘声闻缘觉修证的最高果位，至此果位者，诸漏已尽，烦恼已断，不再受人世生死果报之苦，称为“无生”，得大解脱，誉为“真人”。 （一）关于罗汉概念的由来，最早见于汉末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己免忧苦，存亡自在。”《佛祖统记》有关阿难证得阿罗汉果的记载，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蕴：“迦叶入定以天眼观，阿难一人烦恼未尽，手牵令出。”“阿难思惟诸法，求尽残漏。定力少，故不得道。后夜欲过，疲极偃息，仰卧就枕，霍然即悟”，“破一切烦恼，得六通”，“后夜，……从（门钥）孔中入，礼拜忏悔。……阿难礼僧己，升师子床。”这里所指的便是那种断除轮回，诸漏已尽，六通具足的罗汉圣者。这是典型狭义上的“罗汉”，大多指佛陀弟子中的得道者，是罗汉最早的意义。后来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罗汉”的意义有了新的衍伸，即得道高僧也得称为罗汉。《洛阳伽蓝记》载云：“（菩提）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释迦方志》也称琼州沙门智俨为“罗汉”。此时的罗汉，大多作为佛陀的侍者出现，如凿于（北魏）宣武景明帝元年（公元500年）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的龙门宾阳洞刻有二位罗汉随侍三尊坐佛，便是实例。〔1〕 随着大乘佛教的渐次兴起，罗汉的涵义及其地位便有了相应的变化，西晋竺法护（266～313年）所译《弥勒下生经》和稍晚昙摩难提所译《增—阿含经》皆有相关记载：“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即罗睺罗）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盘、须待弥勒出现世间。’” 由上可以看出，早期小乘佛教中独善其身，“存亡自在”的阿罗汉，至此已接受了佛陀的嘱托，不入涅盘，常住世间了。是为小乘罗汉由“自了汉”转小向大，成就阿罗汉的开始。类似的经义亦见诸东晋时译《舍利弗所问经》：“如来告天帝释及四大天王云：我不久灭度，汝等各于方土护持我法。我去世后摩诃迦叶、宾头卢、君徒钵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 至此小乘圣者的罗汉已经明确地赋予了“流通佛法”的使命，因而大乘菩萨的色彩更为明显。 罗汉的观念起始于印度，但罗汉信仰则形成于中国。稽诸历代僧传著录，隋唐以前并无有关供奉罗汉的记载。罗汉信仰观念的出现应是玄奘（600～664年）译出《法住记》〔2 〕输入十六罗汉“功德神通”概念以后的事。书中载云：“佛薄伽梵般涅盘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及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此时的罗汉已是具足“八解”、“六通”、“三明”等无量功德的大阿罗汉。他们不入涅盘，不但能以“神通力自延寿量”，而且还能令施主得大福报，完全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菩萨示现。由于释迦佛在此记中，对阿罗汉功德神通的“授记”与“印证”，因而从根本上奠立了我国罗汉信仰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我国历史悠久的罗汉信仰基本上是从《法住记》付嘱的十六罗汉起始，尔后发展盛行的。 （二）我国罗汉信仰由十六罗汉的观念起始，尔后发展到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罗汉信仰从附属于对佛陀的尊崇中析出独立而日趋成熟。 十六罗汉的观念，最早见于北凉（397～439年）道泰译的《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皆于佛前取筹护法”。经中具体明示十六罗汉的数目，但除宾头卢、罗睺罗以外并未列举十六罗汉的具体名号，可以认为此处所言的十六罗汉是由西晋所译《弥勒下生经》与东晋所译《舍利佛问经》中“住不泥洹，流通我法”的迦叶、宾头卢、军徒钵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世护法的观念发展而来。 隋代智顗的《法华经文句》卷二曾引上述二经之义云：“佛敕四大罗汉不得灭度，待我法灭尽。”唐湛然《法华文句记》亦释上文云：“准《宝云经》第七，佛记十六罗汉令持佛法，至后佛出方得入灭，彼经一一皆列住处、人名、众数等。……宾头卢、罗云（罗阇罗）在十六数，却不云迦叶。”北凉以降而至唐玄奘译《法住记》之前见于经籍的十六罗汉是否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十六罗汉实难考定。检阅历代文献也未见唐代以前礼拜供奉十六罗汉的载录，这就说明此前的罗汉信仰仅仅限于观念，还远远未及民间。迄至玄奘译出《法住记》，十六罗汉的功德神通和特殊身分方始界定，成为我国民间罗汉信仰的真正典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