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与长沙吴简说

      《兰亭序》的真伪曾为一大公案，比之早一百多年的钟繇诸帖的真实性呢？《宣示表》为王羲之所临，《荐季直表》墨迹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自然是大迷团，这迷团的焦点，即在魏晋时期，中国书法史上是否是楷书成熟的时期。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载：“后（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待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汉献帝被李傕逼出长安是汉兴平二年。《荐季直表》所署款“东武亭侯”应来自此。

      《通鉴纪事本末·汉献帝建安二年》：以侍中守尚书令荀或向曹操推荐钟繇：“侍中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特使不拘科制。”此与《三国志·魏书》合。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此应为汉建安十八年的事。此年封曹操魏公，加九锡，以冀州十郡为魏，置尚书，侍中、六卿。（见《三国志·魏书卷一》）钟繇此时受封于魏公曹操，为魏国丞相。到了汉献帝延康元年，亦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魏文帝）代汉，以汉献帝为山阳公，追赠曹操为魏武帝，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参见《通鉴纪事本末卷四十七·黄初元年》）这当然是新皇帝削左右大臣权力之举。将应为大司徒的“相国”改为“司徒”，这是否是曹丕自己曾继父亲曹操为汉丞相而篡汉的殷鉴，而不愿将自己作为魏王尚任“相国”的钟繇直接转任为“丞相”不得而知。那么，钟繇在黄初二年八月所书《荐季直表》中署款“司徒”是没有错。

      《三国志卷·魏书十三·钟繇》：“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战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此处记录了文帝代汉之后，钟繇的两次进爵。在此之前，钟繇仍是“东武亭侯”，此可以《贺捷表》为证。《贺捷表》又称为《戎路表》，《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朝名家》取前者。其丰即署“建安廿四年闫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此时离《荐季直表》之“黄初二年”仅仅一年多一点。至于进封“崇高乡侯”和“平阳乡侯”，《魏书》并没有确切记载为哪一年，或必然在黄初二年八月之前。

      庄希祖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魏晋南朝名家》卷中，曾论证此帖为伪的可能性时，即依据这个“司徒东武亭侯”这一官一爵在黄初二年的错误。其实，在那样动乱的年代，这一年两年的差错即使在史书上记载，也只是“孤证”。包括庄先生所举疑点二“其时钟繇为廷尉，王朗为司空，华歆为司徒”也未详实。《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中，“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句，是在“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文后，“廷尉”、“太尉”均是黄初二年所进，如果“改为廷尉”是钟繇任“司徒”之后，任“太尉”之前的事，庄文“其时钟繇为廷尉”亦错。虽然庄先生出于对钟书的偏爱，不忍断然一口定伪，然所引孙曠《书画跋》为之解嘈，亦可使人感觉到对作为书法家钟繇的真迹可靠性的很大怀疑。

      “走出疑古时代！”当然这并不能只作为当今的一个学术口号。如果我们把重要的结论使用“二重证据”，即以地下的史料来证明文献的史料的方法考证一番，那就太幸运了。很巧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我最初看到的那一片刻，我已认为找到了钟繇的另一重证据，同时，也可以说为王羲之也找到了一重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这批书于吴大帝（孙权）嘉禾年间（即公元二三二—二三七年年）的简所用书体已为楷书，而且其楷书之法即极类钟繇楷书之法。我从本刊本期登载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与钟繇《荐季直表》（日本宇野季村藏宋刻拓本）选出了完全相同的十一个字，想必使许多人获得一种惊人的发现：这些距钟繇去世（魏太和四年，公元二三○年）不过三、五年时间所书写的各类文书，其书体、其书法何其相似乃尔。钟繇为一代名臣，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到魏太和四年，活跃于政治舞台四十来年，其书法必然影响一代。南朝羊欣（三七○—四四二）所著《采古来能书人名》称：“颖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东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父书，改易邓艾上事，皆莫有知者。”钟会乃名臣之子，亦为一代名将，完全学乃父书法，可见钟繇其时影响。与《荐季直表》几为同时所书《宣示表》，即是当时钟繇之书传到吴国的明证。这与七十七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之后王导“衣带过江”“宣示帖》（参见南朝王僧虔《论书》），可谓一再证明钟繇书法从北到南的巨大影响。于此，我们对这批嘉禾年间的吴简雷同于《荐季直表》、《大观帖·钟繇宣示表》（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拓本），便不觉为怪了。

      

      

      我们将《大观帖·钟繇宣示表》上一些部首相同的字剪下来，与《荐季直表》和三国吴简并列，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证明王羲之所临钟繇《宣示表》的忠实原作精神的程度。

      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我把这最初整理出来的十几支木简中清晰的楷体字选了部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楷书的完全确立。这里，我们可以“永字八法”来作一种检测，虽然这是魏晋以后的一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