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国学”的观念和操作方式开始发生变革，以“文学史”名义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描述，逐渐蔚为风气。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作者如林，除了框架、观点、风格各异的多种通史、通论著作之外，尚有许多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及史论、史评等竞相问世，可谓洋洋大观。将这个文学史编撰发轫期的各类著作略加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词体文学为专门对象的“词史”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试看：最早的文学通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就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于宣统二年(1910)；最早的小说史——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年初版，时间紧接此书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卷1923年初版，下卷1924年初版；最早的戏曲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原名《宋元戏曲考》）撰成于1912年，初版于1915年；最早的专述妇女文学的著作——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初版于1916年，至1931年已印至八版。而第一部专门的词史著作——胡云翼那本仅仅可称为简略的断代史的小书《宋词研究》，是1926年才出版的；略具通代词史规模的刘毓盘《词史》，直到1931年才由著者的弟子曹聚仁据其晚年定本予以付梓印行。 词史在各类文学史中较为晚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词学观念解放的契机来得较晚。 萌芽于隋唐之际、繁荣于五代两宋的词体文学，虽然曾经有过几百年极为辉煌的发展史，但总的说来，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被正统文化势力卑视为“小道”、“末技”和“余事”。清修《四库全书》的《词曲类提要》的下述一段话，可以代表自宋至晚近人们对词体文学的一般认识：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 这就是说，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词、曲二体被排在各体诗歌的末位，纵使为它们辨明了“出身”，确认它们并非“异类”而是风诗与乐府之苗裔，也要强调它们不是“嫡派”而是“庶出”，因此其地位似乎只能排在传统文艺大家族的“主”与“奴”之间，局缩在“附庸”、“末派”的角落里。不难想见，在这样一种传统意识的统治下，本世纪以前的词学研究中不可能产生为“厥品颇卑”的曲子词也来修“史”立“传”的举措，更不可能萌发与近代文艺学相通的关于“词史”的观念。 清代号称词学“中兴”，词的创作空前繁荣，词学研究亦成为专门之学。至清中期常州词派，词被推尊到与传统五七言诗并列的地位，周济甚至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大胆论断。倘若我们读书不求甚解，很可能会误认为常州派理论家已经有了“词史”的观念。但实际上，周济所谓“词亦有史”云云，与近代意义上的作为文学史之一种的“词史”的含义了不相干。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很显然，周济所谓“词亦有史”，指的是词人创作时关注现实生活，寄感慨于时事盛衰之中，所写作品可具有“以词存史”的性质，足为后人了解、认识历史之资。这种对于词的反映历史功能的认知，是受诗学“诗史”观的启发而得的。周济本意，不过是仿“诗史”之说，主张词的创作也要能像诗那样，铺陈时事，见历史之盛衰，以为后人论世之资。可见“词亦有史”之说，丝毫没有“词体文学发展史”的含义。事实上，检视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其中也没有词史著作或有词史意义的成果。 在本世纪词学研究史上，“文学史”意义上的“词史”这一观念的明确也是为时很晚的。本世纪头30年内，未见有这方面的讨论。直至30年代中期，当一些事实上属于词史的著作如胡云翼《宋词研究》、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等都已流行于世，而在一些著名的词学家那里，对于什么叫“词史”也还颇有歧义。比如龙沐勋1934年4月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提出词学研究应由以下八项工作组合而成：一、图谱之学；二、词乐之学；三、词韵之学；四、词史之学；五、校勘之学；六、声调之学；七、批评之学；八、目录之学。但他对“词史之学”却是这样表述的： 海盐张宗
著《词林纪事》，采集唐宋以来诸家笔记之有关于词者，依计有功《唐诗纪事》之成例，排比作者时代之先后，自唐迄元，有得必书，于是词人之性行里居，约略可睹，以渐成其为“词史之学”。近人王国维著《清真遗事》，吾友夏瞿禅继起有作，所撰《词人年谱》，考证宏博，后出转精。行见“词史之学”，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