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是我国古代诗歌欣赏、评论以至于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后来又拓展到了整个文学范围之内，而且至今仍为评论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本文大体上将它限制在古代诗歌欣赏这一层面上（有时与评论、研究相纠结，论述时不免连类而及），着重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探索一下它的丰富涵义，并检讨一下它的利弊得失，以利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它作为方法论的功能。 一 追本穷源，“知人论世”说原是孟子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孟子·万章下》）尽管孟子的本意是要“尚友”，客观上还是道出了理解作品的一种方法。它极大地拓开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为说诗提供了一个重要法门。再加之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崇高地位，他的这种方法论，便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当然也免不了扭曲和变异。 这里我们不妨追寻一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发展与变化大致的轨迹： 汉人解经与“知人论世”说的貌合神离。表面上看起来，汉人说诗很注意作品的作者（“人”），更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世”），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有了作者，有了微言大义的美刺，有了圣道王公的奇迹”（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册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毛诗也大体如此。 这种索隐比附的方法，乃是一种脱离作品内容的主观臆测，与真正的“人”和“世”是毫不相关的。究其实质来说，汉儒说诗基于主观唯心主义，与“知人论世”的唯物主义精神是没有共同之处的。这对后代解诗与评诗曾产生过长期的有害的影响。 南齐刘勰远承“知人论世”的传统说诗方法，并发展为群体论和“时序”论。刘氏一方面注意把握诗人（或作家）的个性特点，论述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如“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注：《文心雕龙·体性》）之类，并作出了“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注：《文心雕龙·体性》）的论断。这里的“才”、“气”、“学”、“习”都紧扣着诗人（或作家）的个性特点，而论断本身又揭示了由个性的差异所带来的作品内容、风格的差异这一普遍规律。这是对“知人”的一种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刘氏又把“人”和“世”加以扩大，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由对一个时代横断面的平视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流程的纵览。如《明诗》篇对建安诗坛一群诗人生活内容和精神风貌的描述，便突出了群体的共性特点，而在《时序》篇中，刘氏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观“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诗文演变过程。“知人”而具有某种综合性，“论世”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这无疑是对“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创造性的发展。 萧梁钟嵘将“知人论世”说纳入诗歌欣赏评论系统，并开始注意对诗人审美情趣的把握。钟氏《诗品》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专著，在方法论上虽以考镜源流为主，而“知人论世”之法时亦用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钟氏已注意到诗人自身的审美情趣，如说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说王巾、二卞“并爱奇崭绝”（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特别有趣的是，记载了袁嘏近乎自我吹嘘的话：“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注：《诗品》卷中鲍照条，卷下王巾、卞彬、卞录条、袁嘏条）其实，这多少表现了袁嘏追求作品灵气这一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这也是对“知人”说的一种深化。后世以《六一诗话》为滥觞的历代诗话，大体上沿用了钟氏的作法，即以“知人论世”为诗歌赏评之一法。 晚唐孟棨对诗歌作品本事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本事诗》中。他把“本事”细分为七类，虽然不免受到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影响，削弱了记事的可信性，但“抒怀佳作，讽刺雅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注：《本事诗序》）的著述宗旨，还是清晰可见的。这种对与具体作品直接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的搜集与整理，正是“知人”之法的实际运用。宋人聂奉先的《续广本事诗》，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唐宋人笔记也颇采诗人逸事，与《本事诗》取径似不谋而合。 宋人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此类年谱袭用史书编年体例，而详载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年谱之作始于宋，起初多门生故吏所为，后来范围渐广，多由后人为前人作谱，谱主亦不乏前代诗坛名家。较早的如吕大防《杜甫年谱》、洪兴祖《韩愈年谱》等。谱中诗、文系年、系事，大类“对号入座”，其于“人”、“世”研究的详赡与专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元人辛文房对一代诗人生平事迹的研究。《本事诗》之类所载固然与诗人生平事迹有关，但终究是片断的，甚至是零星的。而对一代诗人作比较系统的专门研究的，应当首推元人辛文房。《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原本凡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其见于新、旧《唐书》者仅百人。”可见辛氏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研究面之广。我以为辛氏著成此传，得力于两方面的传统。一是史传文学的传统。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知人论世”的传统。他有慨于唐代诗人们“梗概行藏，散见错出，使览于述作，尚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机轴”（注：《唐才子传引》），才着手著书的。所以他为“唐才子”立传，是自觉地运用“知人”之法。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则是承其余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