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石刻艺术集中保护方案与现实可行性探讨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也常被简称为“南朝石刻”或“六朝石刻”，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出成就，见证了南朝时期(420—589年)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南朝石刻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苏省南部的南京、句容和丹阳地区，被我国文物部门列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试图在原址环境下保护这些石刻的原生状态(图1)。

　　

　　图1 南朝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神道石刻(公元422年)

　　不改善文物生存环境，却要挽救文物本身是很难的。除了科技力量的加持，以空间的改善换得时间的延长，应是古老文物较为稳妥的生存之道。对石刻外在保护环境进行改善，防止自然与人为的损坏，更长远地延续存世石刻的生命，这不涉及南朝石刻石体自身的修复难题，也就无需有这种技术性担忧。①目前对散落分布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实行定时或不定时的人工巡查制度，事实证明这不能解决石刻安全问题，仍是不能替代专职、专场的看护。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迁移与集中，便是为施行这种专职、专场的有效保护创造条件。南朝石刻集中馆藏保护方案与可行性，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1.南朝石刻原址原作的替代方案

　　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将宝贵的千年石刻艺术进行迁移、集中，施行专场、专职保护，才能对未来千年的石刻生存问题有所保障。虽有观点以保护原生态为由，反对将南朝陵墓石刻迁移，殊不知千年守望终有期，石刻也没有必要“从一而终”殉身于原生态里。更何况历经千余年历史变迁，南朝陵墓石刻的原生态早已丧失，位置几经变动，今天很多石刻与所处环境往往显得格格不入。至于石刻迁移后的原址空缺和位置标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化解。

　　首先，可以在石刻位址设立标志物，例如以文保碑或标识牌详告世人，介绍此处曾经存在过的南朝石刻。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完全可以解决石刻迁离原址后缺失考古坐标指引的担心。标识牌可以用文字、图示、图像等多种元素，进行南朝石刻信息可视化设计展示；也可以结合二维码扫描链接到网络平台空间，更详细说明石刻的具体信息，介绍附近对应的陵墓情况等。

　　2020年末，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了类似工作，推进南朝石刻文物解读一期工程，为辖区内狮子冲石刻、萧景墓石刻、萧恢墓石刻、萧憺墓石刻、萧秀墓石刻和萧宏墓石刻等6处石刻，统一设立文物解读标识牌。标识牌上有相当于石刻“身份证”的二维码标识，即便将来石刻迁移离开了，访客也可通过原址标识牌上二维码了解石刻的遗存情况、墓主身份、陵墓制度、石刻艺术价值等内容信息。②

　　其次，充分利用现代数字虚拟仿真技艺，对南朝石刻艺术的原址和原生态环境，进行数字化虚拟建设和重现。南朝石刻的数字化建设相当于数字复制品建设，利用数字技艺不仅可以还原石刻原址和原生态景象，而且可以数字修复和弥补已经残缺、遗失的石刻作品，从而更加真切地再现曾经完整的历史图景。在数字环境下对于石刻原址和地下陵墓的位置，可以结合现代卫星地图使用地理坐标进行精准的标注。南朝石刻艺术的数字化成果，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便捷传播，并可以与前面标识牌二维码进行链接(图2)。

　　

　　图2 南朝石刻数字虚拟博物馆影像

　　从古代拓片到现代照片，再到视频拍摄、高清扫描、数字虚拟仿真等，这其实都是人类复制技艺发展的不同体现。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以南朝石刻为代表的文物数字化本质上仍是复制，是古老拓印技艺的现代形式。因此必须以本体为本，喧宾不夺主，对南朝石刻的拓印、拍摄、扫描建模等，不能替代对于石刻艺术本体的保护，甚至也不能替代石刻复制作品。

　　最后，可以在原址设立石刻复制作品取代原作，从而化解自然和人为破坏的风险，并可满足人们对于野外原生态石刻景象的期许。丹阳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石刻天禄，1985年曾将其原样复制品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后一直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石刻天禄真迹则一直处于丹阳野外小树林里。我们认为更理想的保护应该是反过来——原作移入博物馆，原址放置复制品。

　　2.南朝石刻艺术的临摹复制

　　对于古代经典石刻艺术的临摹复制，就如同六朝、隋唐时期的书画摹本，经过一段历史的洗礼，也能够形成未来宝贵的存在意义和文化价值。董其昌、王时敏、吴湖帆临摹范宽《溪山行旅图》，张大千临摹董源《江堤晚景图》，都已成为今天的博物院珍藏品。六朝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早已佚失，现存世有两个摹本，一个是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唐代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作，作者可能是阎立本(画)和褚遂良(书)，也有部分学者将其断为东晋、北魏、南朝梁或者宋代；另一个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摹本，但也有可能是元代的伪作。③可见无论是怎样的摹本，即便是伪作的摹本，仍具有宝贵的文物和艺术收藏价值。④

　　顾恺之的另一作品《洛神赋图》也已佚失，现依托宋代四件摹本传世，两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另两件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隋唐之前的书画名作，如王羲之行草书《雨后帖》、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张萱《捣练图》等，大都有赖于后世的摹本才得以延续至今。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但有多种珍贵的摹本流传于世，著名的有《冯承素摹兰亭序》《虞世南摹兰亭序》《褚遂良摹兰亭序》等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即使是以欧阳询摹本刻石形成的拓本在今天也都十分宝贵，如《宋拓定武兰亭序柯九思本》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宋拓定武兰亭序吴炳旧藏本》藏在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理论上认为一级文物的拓片就是二级文物，那么经典石刻艺术的经典复制也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当代的南朝石刻“摹本”能够替代原作留守原地，纵使原作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消亡，“摹本”也在后世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