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与现实：清中期西洋镜的技术化观视

　　1793年的巴黎沙龙上，画家路易-利奥波德·布瓦伊(Louis-Léopold Boilly)展出了他的作品《光学观察者》(L'Optique，图1)。画中描绘了法国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的儿子和丹东未来的妻子正在使用一件被称作“左格拉镜”(zograscope)的光学仪器，男孩透过左格拉镜观看画片呈现的镜像。这是一种技术化观视，观者不只依赖肉眼，而是借助外在的技术来观察图像。

　　

　　图1 弗雷德里克·卡泽依据《光学观察者》制作的版画 约1793 铜版手绘 55×45cm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布瓦伊所绘的左格拉镜是在18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的欧洲最为盛行的一类观画镜①。它由一个凸透镜和一面与透镜呈一定角度的镜子组成，固定于木支架上(图2)。同时期的观画镜也存在其他变体。其中一类左格拉镜带有金字塔状木箱，工作原理与前者一样，同样是利用镜面成像的“反射式”观画镜(图3)；还存在一类“直视式”观画镜，它不使用镜子，而是通过长条木箱直接观看画片正像(图4)②。这些观画镜配套的画片是手工上色的蚀刻或雕版铜版画，又被称作“透视景观”(perspective view)、“光学景观”(vue d'optique)等，生产商主要分布于欧洲的四个城市：巴黎、伦敦、奥格斯堡和巴萨诺③。

　　

　　图2 欧洲制左格拉镜 18世纪后期 高60cm 底座直径23cm (黄永泰、彭子程、周维强主编：《交融之美：神户市立博物馆精品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版，第188页)

　　

　　图3 “反射式”观画镜 1773—1787 81.5×57.1×33.6cm 葡萄牙孔布拉大学物理博物馆藏(Devices of Wonder:From the World in a Box to Images on a Screen,p.348)

　　

　　图4 “直视式”观画镜 18世纪 48.26×34.29×95.25cm(Peepshows:A Visual History,p.29)

　　自18世纪下半叶起，上述各类观画镜也流行于中国和日本(图5)④。在清代中国，这种光学仪器被称作“西洋镜”“西洋景”或“西湖景”等，画片的制造工艺，既有纯手绘作品，也有手工上色的木版画⑤；在江户日本，它则被称为“窥视眼镜”，其画片称为“眼镜绘”⑥。由于眼镜绘与日本浮世绘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这些作品受到日本艺术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⑦。相比之下，由于西洋镜画片被以文人画为核心的传统明清艺术史书写所排除，学界对中国西洋镜(下文将上述观画镜统称为“西洋镜”)及其画片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填补这一空白：邱仲麟等对包括西洋镜在内的各类西洋光学媒介的入华历史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⑧；李启乐考察了清代中国西洋镜所揭示的中西阶层和文化方面的内在差异⑨；此后，商伟对描绘大观园的西洋镜画片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西洋镜的传入并未带来西方的再现模式，而是激活并再生了中国本土关于“魅影”的传统话语⑩。

　　

　　图5 铃木春信 高野的玉川 1764—1772 木版彩印 26.7×20.7cm 神户市立博物馆藏(《交融之美：神户市立博物馆精品展》，第174页)

　　上述学者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尤其是商伟所开启的一种深入探讨外来技术与本土文化语境如何互动、协商的中欧比较视角。笔者将延续这一比较框架，通过与同时期欧洲的对照，深入剖析清中期西洋镜的功能和意义，并在以下两个层面加以拓展与深化：第一，学界目前对各地西洋镜画片的内容尚缺乏全面的整理，导致其在不同文化——尤其是清中期中国——所缔造的“幻”之面貌仍显模糊，也使其与一些形式相似但观念有别的视觉文化产生了混淆。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细致梳理与辨析中、欧两地的画片题材和内容，清晰勾勒和界定这一技术幻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殊异形态。第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镜中“幻”与镜外现实的关系是如何被建构与感知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能够有效地折射出18世纪中后期欧洲和中国所催生的截然不同的观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