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是一位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家，试图解码图像中的内在信息和潜在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解构主义的反符号学家，不断揭示文化规范的束缚，呼吁诗意化的自我表达。对于早期的巴特来说，艺术是文化符号的一部分；而对于后期的巴特来说，艺术是将人们从现存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股重要力量。 解码神话 罗兰·巴特的早期哲学研究主要受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符号学启发。斯特劳斯是最早运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结构学，系统性地分析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家之一。他在《神话结构研究》(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1955年)中指出：神话是一种与诗歌相反的话语。诗歌难以翻译，而神话的价值却能保留在哪怕最糟糕的翻译之中。①这是因为神话最能体现线性时间中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任何时代、民族的神话故事，总是在重复潜在的、同一的、二元对立逻辑，比如神圣与世俗、沉沦与救赎、压制与反叛。罗兰·巴特继续了斯特劳斯对神话结构的研究，但是，他所说的神话，不是传统意义的神话，而是当今的“神话”。他认为，符号学对文本和图像的分析，应该超越肤浅的审美欣赏，寻求美学和思想逻辑之间的关系，将图像视为一种视觉文化，一种“客观化的思想”。② 在《今天的神话》(Myth Today，1957)中，巴特注意到语言或图像的内在含义与表征之间的矛盾。③他突破性地打破高雅与世俗艺术之间的分界，研究法国的流行文化符号：广告、电影、时尚界的图像。他将这些图像背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称为“神话”，并利用一种符号学的层级解码模式来解读这种神话。比如，巴特注意到在1955年的《巴黎竞赛》(ParisMatch)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年轻的黑人形象。他穿着法国军装，神情严肃地敬礼。这个形象暗示着：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所有公民都不受歧视。在这张宣传图像中，年轻的黑人士兵是主动的配合者，象征法属殖民地对帝国的效忠。然而，与之相反的现实是：就在这张图像刊登前的一年，阿尔及利亚曾经发起武装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这场革命激起了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涨。通过符号学的层级解码方法，巴特揭示了《巴黎竞赛》刊登的这张封面，其实是一个谎言，目的在于强化殖民主义的神话。 以同样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巴特解读日常文化现象背后的各种“神化”。比如：番茄酱和意面所推销的快餐式生活方式，消毒剂广告所隐喻的精神净化、种族清洗和意识形态管控。④他通过发掘大众文化现象的运作逻辑和行销策略，解码其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象征意义，揭露其中的骗局，将符号学转换成为一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批判的有效工具。
1955年的《巴黎竞赛》封面 从1964年开始，巴特开始写一系列评论埃菲尔铁塔的文章。他将埃菲尔铁塔看作一种客观化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作为巴黎博览会的一部分，曾经代表最先进的力量，象征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成就。它的视觉冲击力和现代性意义不亚于1886年在纽约建成的《自由女神像》。巴塔看到，埃菲尔铁塔代表一种“智慧型的视觉模式”。它有着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高度、前所未有的镂空铸铁结构。当观众站在塔顶观看巴黎的城市全景，会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⑤，“一种精神的狂喜，身心的自由”⑥。 1975年，巴特对于埃菲尔铁塔又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注意到它本身在形式结构上的前卫性，而且更多地关注到它背后的内容和意义。他发现，由于埃菲尔塔是一种空洞的结构，它的意义变得极为不稳定。以巴特的话说，这是一个“零度”纪念碑，实际上是一种空洞的符号(Empty sign)。它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零度现象”(Zero phoneme)，以及“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⑦，也就是说，这个空洞的系统中并非没有符号意义，反而产生了附加的能指(a surplus signifier)，能够携带任意的所指和价值。观众可以把它看作是火箭、昆虫、阳具的化身。⑧ 在巴特眼中，埃菲尔铁塔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异质构成。它如同一台机器，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允许我们超越感觉，看到它的内部结构。”⑨从远处看，人们可以看到这座铁塔纯粹上升的垂直形式；从近处看，人们可以观察到内部的铁架和电梯；更近一步，人们还会注意到纵横交错的结构网络。巴特认为，这种视点的变化本身即是一种解构神话或者说“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消解了神话及其意识形态，揭示了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反差，乃至权力机制内部的深层结构。⑩因此，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观众都有可能穿透它的表象，见证一种“暴露无遗的本质”。它使人不再陷入感性的漩涡中，而是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去阅读世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