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高致》是北宋画家郭熙在长期绘画实践与对自然山川深刻体察和感悟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一部山水画理论著作。该文不仅关注绘画的观看视角与表现方式,更强调创作者亲临自然山川所获得的切身体验与感悟。“林泉之志”的提出,契合北宋文人的艺术审美理想,主张身心与山水精神、自然之境融为一体,从而使山水画成为画家感受自然、抒发性灵的精神映射。由此,观看山水画与亲临山川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赋予中国山水画超越现实的诗性幻境与精神内涵。
北宋 郭熙 早春图 108.1cm×158.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郭熙对“三远”的界定为:“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是中国独有的观看方式,与西方焦点透视相对应,通常被称为“散点透视”。但更准确地说,“三远”所体现的,是一种具有空间深度与精神维度的游观式“散点观看之法”,体现了中国绘画区别于西方再现逻辑的时空观与审美范式。“三远”代表了不同的观看视角与精神境界:“高远”是一种仰望的视角,观象于天,山体呈现为一个庞大的整体,观者在仰望中感受到视觉的压迫与身体的位移,具有一种超越性和神圣性;“深远”则是一种鸟瞰的视线,近似于道家“逍遥游”的境界,展现出超越世俗、自由遨游境界;“平远”则是以平视远望的方式,具有一种幽淡、冲和之美,常唤起观者情绪的共鸣。“三远”虽为山水画的构图理论,其内核却深植于儒道思想之中,体现了创作者主体精神对客观世界局限性的主动超越,并由此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满足。 除却理论层面的论述,从绘画实践的角度分析“三远”。学者方闻提出应以纵、横以及纵横交织三种路径,来建构“三远”在绘画中的明确形象:“这一‘三远’图示即被奉为中国传统山水画艺术的圭臬。在‘高远’式构图的《山底清坐图》中,凌霄的峰峦充盈了整幅画。‘平远’的《隼鸭图》令起伏后退的丘陵尽收眼底。《猎虎图》的‘深远’视角则展现了近高远低的山谷景致。”③再进一步的图像分析中,方闻以图示方式对《隼鸭图》(八世纪)、《潇湘卧游图》(十二世纪)、《鹊华秋色图》(十三世纪),三幅作品进行分层“切片”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三远法”从最初单一视角的使用,逐步发展为融合性的综合运用,显著增强了作品的空间深度与视觉复杂性。郭熙于一○七二年创作的《早春图》正是融合“三远”的代表之作。通过作品可见,画面自下而上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平远”,表现近景山林与水面;第二层为“深远”,通过中景山谷与路径延展画面空间;第三层为“高远”,以耸峙山峰构成高潮。画面气势磅礴,节奏分明。墨色处理上,近景较为浓重,中景与远景则逐渐淡化,中间以云气连接,形成一种灵动深远的空间感。正如郭熙所强调的绘画技法:“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早春图》与李唐于一一二四年绘制的《万壑松风图》相比,前者更富徐缓流动之气韵。此外,他在一○八二年创作的《树色平远图》是展现“平远”意境的典范之作,正如苏轼题诗《郭熙秋山平远二首》所述:“木落骚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要看万壑争流处,他日终烦顾虎头。”其“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山水的“平远”很可能引发了哀愁,因为它暗示了从尊荣中跌落以及排斥处朝廷的等级制度④。隐喻了士大夫阶层的失意心境与对朝廷体制的疏离感。由此可见,“三远”不仅是山水画的构图技法,更深层次地融入了观看者的身体经验、情感投射与画家的主观心境,构成一种融合视觉空间与精神境界的美学体系。 在现代艺术史的书写中,中国绘画常被赋予散点透视的概念,与西方的焦点透视(perspective)相对,但这一概念对于传统中国画家而言并不成立。中国画家并非从单一固定的视点去描绘对象,而是通过“三远”构建一种可供观者身临其境、游目骋怀的空间体验。关于“空间”可分为“图像空间”和“视觉空间”⑤。中国山水画的“视觉空间”属于视觉游走的观看路径,以“游”为核心,让视线游走于画面之中,达到精神性的享受。同样,郭熙强调山水画的最佳观赏状态在于:“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其表示“行”和“望”均不如“可游可居”,前者是单一的行走和观望,这样的山水画少了些许趣味,而“游”则是抛却身体束缚后的精神性享受。“居”则意味着在画中栖身,是心灵得以安顿与慰藉的理想之所。这种观看方式不仅通过视觉激发身体感知,更引导观者进入一个虚拟却真实可感的辽阔空间,仿佛“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营造出一种沉浸其境、感物咏志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