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地理视域下王蒙《花溪渔隐图》再认识

　　王蒙(1308—1385)，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元末曾做过刑部理问等小官，自至正元年(1341)起，长年隐居于黄鹤山(今杭州市临平区)。入明后，洪武元年(1368)出任泰安知州，因曾观画于胡惟庸府，受胡惟庸案株连入狱，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病死狱中。王蒙早年学画，深受外祖父赵孟頫影响，之后与黄公望、倪瓒过从甚密，互通画道。“元四家”中，王蒙画作技法最精、功力最深，画风跳脱，有“逸笔草草”趣味，其皴法以繁密细琐的笔触见长，开创了善于营造山水层次感和湿润感的解索皴、牛毛皴、点线皴等，多采江南山川风物，常以蓊郁深秀的林木、云雾缭绕的山峦表现深山隐居的主题。传世作品除《花溪渔隐图》外，还有《青卞隐居图》《葛稚川移居图》《太白山图》等。王蒙凭借繁密画风在元代文人画中独树一帜，董其昌赞“天下第一王叔明”，视为文人画“南宗”体系的典范。王蒙在后世的追随者颇多，其画作在流传过程中仿作较多，去伪存真不仅是甄别王蒙本人的绘画风格、厘清元代绘画发展阶段的基础研究，而且利于廓清文人画的传承脉络、探究中国画艺术的深层审美动机。汪珂玉的《珊瑚网》较早记录了《花溪渔隐图》，云：

　　此图有二，其在吾里项氏者，笔气高纵意态苍远。旁有邥良和诗，较胜新安王氏所藏。而余有文五峰临幅，自题云：“漫迹为渔已息机，青山绿水日相依。一年好景惟春昼，柳絮桃花燕子飞。”①

　　由此可见，此画在坊间多有伪本，对比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三幅画作，构图布景如出一辙，必为相互摹拓而来，三本原为清宫旧藏，随迁台文物一起藏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书画家陈继儒和董其昌均认为“花溪渔隐”肇始于赵孟頫，但赵孟頫《花溪渔隐图》只见于史料著录，现今能看到此题最早的画作即王蒙的《花溪渔隐图》。在三件作品中，王蒙自题和邥良和诗均未纪年，其中两件的沈梦麟落款时间为“洪武癸酉(1393)”，此时王蒙已过世八年，显然不是作品的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此画创作于王蒙画风成熟、声誉日重的晚年时期。自元代始创之后，“花溪渔隐”题材被反复描绘，明代的吴中名家唐寅、陆治、文伯仁均有《花溪渔隐图》传世，并入清宫收藏，乾隆《御制诗集》中录有为王蒙、陆治、文伯仁三家画作的题画诗。从明清这一题材的诗、画特征来看，“花溪渔隐”画作通常被认为是“桃花源”绘画的衍生题材。

　　一、王蒙《花溪渔隐图》之前见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托名王蒙的《花溪渔隐图》有3件(图1)。3幅图布局造景、技法风格十分相似，应为复本仿作的关系。《花溪渔隐图》前景描绘溪岸桃花盛开，渔父携妻泛舟垂钓，中景表现山麓村落和茅舍人家，幽静雅致，远景则层峦叠嶂、雄浑壮丽，意态深长，整幅山水景致呈缓和的“S”形布局，格调清新脱俗，呈现出一幅亲切真实的渔隐景象。对比忠实于陶渊明空想乐园的“桃花源”绘画，王蒙避开烦琐的故事叙事情节，绘制了一片人间乐土——“花溪渔隐”，营造优雅惬意的画面氛围，呈现了文人理想中的“尘外世界”。《花溪渔隐图》或作为王蒙整体画风研究的个案分析，或作为横向比较王蒙其他画作的参照，如马季戈的《王蒙》、石守谦、尹吉男的《移动的桃花源——东亚视野中的山水画》、高居翰的《王蒙的绘画艺术》等主要从风格、母题方面对《花溪渔隐图》进行分析，而没有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个版本展开辨析和讨论。②1967年台湾《故宫季刊》第7期刊载的王季迁、李霖灿《王蒙的〈花溪渔隐图〉》关注到3本的真伪。③

　　

　　图1 元 王蒙 花溪渔隐图(甲、乙、丙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季迁(1906—2003)，善画山水，尤精鉴赏。1935年，王季迁获选为故宫博物院赴伦敦展览的审查委员，不仅见到许多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也确立了其在中国书画鉴赏领域的地位，王季迁个人收藏颇丰，集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拥有许多宋元名迹，藏品有“一入王门，价格三倍”之说。李霖灿(1913—1999)，毕生从事艺术史研究。据《王蒙的〈花溪渔隐图〉》一文描述，有一次，王季迁和李霖灿在选拔审定故宫博物院藏品时，将原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正目的图本命名为甲本，另外列在简目中的两件，命名为乙本和丙本，根据三本所在《故宫书画录》正负册的位置可以推断，先前的共识是甲本为真，乙丙为伪。

　　《王蒙的〈花溪渔隐图〉》对比并考辨了三图本中八项细节：乾隆题诗、邥良款中“甪”字的写法、王蒙自题中“桃”字的有无、笔墨优劣、项元汴收藏印、梁清标收藏印、着录、王蒙印，纠正了原来的结论，认定经项元汴、梁清标收藏的《花溪渔隐图》(乙本)为王蒙真迹，其余两本(甲本和丙本)为伪作(表1)。

　　

　　《王蒙的〈花溪渔隐图〉》指出：先前认为甲本为正的原因，除被列入《故宫书画录》卷五第192页正目之外，④还考虑了以下因素：第一项，乾隆御诗，相较于乙丙两本，甲本上不仅有乾隆御题诗，还有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显然，若据此断定甲本为真，即以乾隆的眼光为标准，并不符合鉴定规律和客观实际。第二项，邥良的题诗中“甪”字写法，邥良“对景使人怀甪绮”是指商山四皓中的甪里先生和绮里季，乙、丙两本写为“角”，唯甲本写法正确。第三项，王蒙自题诗中的“桃”字，此为多余之字，乙、丙本都有，且旁边都用了类似“卜”字的符号标出，意为作废，唯甲本没有“桃”字。王、李认为，假设甲本果然是真品，则乙丙两个仿本都犯了同样笔误，又用同样符号来取消，这种错误未免太过巧合。除非乙丙之中有一个是真品，另一个为了仿得更像而故意误写，这样的话甲本必不为真，而是有可能在仿的过程中故意回避了原版上的错误。同样逻辑可推想甲本“甪”字也被自觉地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