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画源流探赜

　　草虫画被正式列入画科是在北宋的《宣和画谱》中，但在它之前，《图画见闻志》已多次提到善画草虫的画家。在文坛上，北宋诗人梅尧臣、司马光、苏轼、晁说之以及南宋杨万里等均留下了吟咏草虫画的诗篇，并且屡次描述过出现在枕屏和团扇上的“毗陵草虫”图，这是自北宋开始便流传很广且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草虫画。南宋《鹤林玉露》记载过曾云巢为练习画草虫“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①。元代诗人钱惟善称这种学习方法为“云巢家法”，并引用东坡题诗评价时人空隐子以灯花所写草虫。②可见元代对宋人草虫画的传承。如今可见传世名作《写生珍禽图》《写生蛱蝶图》《葡萄草虫图》《嘉禾草虫图》等则是草虫画的早期形态。从文献到画迹留存，都表现出草虫画在宋代已经有实践者和专擅者，是重要画科。

　　一、学术史梳理

　　现代以来，对于中国草虫画的专门研究始于日本，这是因为日本藏有一批从中国流入的草虫画。(图1)早在1948年、1951年，岛田修二郎就对流入日本的草虫画有专论③，他研究了古传日本的“红白川草虫图”，认为中国的毗陵(常州古称)从宋代到清代一直有优秀的花鸟画家涌现，北宋的居宁开创了特殊的草虫画风，至少在南宋到明代的毗陵，其画风仍被传承。但他在研究中也指出，东传日本的红白川绘画和“江济川”“江伯川”落款的草虫画似乎有文字上的混淆，红白川或许跟南宋刘兴祖所师法的江伯清草虫相关，这些都很难确认。总的来说，这些被称为“红白川”的画作，色彩鲜艳，题材是花草和小动物，即草虫图。画面喜用三角形构图，装饰手法显示出平民艺术特征。

　　

　　图1 草虫画研究综述示意图

　　在具体作品方面，铃木敬认为目前传为赵昌的《竹虫图》(图2)应为毗陵草虫图④，他推测“古传日本”的毗陵草虫是由宁波贸易通道进入日本，但是它们或许被冠以徐熙、赵昌、钱选等大师的名字以抬高身价。⑤对于东传日本的这些绘画，户田祯佑在1983年也撰写过《谢百里笔草虫图》一文⑥，谢百里的《草虫图》中有“毗陵草虫形似不俗，春夏秋冬尽入吾园”的题跋(图3)，他认为这幅画绘制了秋冬景，应该是双幅中的一幅，其对幅则应描绘了春夏景。

　　

　　图2 (传)[北宋]赵昌 竹虫图(局部) 绢本设色 100×54.5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3 [元]谢百里 草虫图(局部) 绢本设色 140×71.6厘米 日本私人藏

　　1993年，韦陀(Roderick Whitfield)的专著《自然的魅力：元代中国绘画与瓷器中的草虫》出版。⑦1995年，《朵云》发表了一篇根据此书撰写的提要性文章《谢楚芳〈乾坤生意〉图卷考》，简述了《乾坤生意图》(图4)的发现与流传过程。⑧这幅画中有作者的落款、印章、年款(1321)和五段元、明时期的题诗内容。⑨因为落款作者谢楚芳是毗陵人，所以这幅画对一直以来面目模糊的“毗陵草虫”画研究意义重大。画面中出现了虫类之间互相残杀的激烈场面，韦陀通过卷末的题诗，认为此卷反映了蒙古统治时期的不公与知识分子内心的不安，此画也被认为是“反抗蒙古压迫”的隐喻。⑩

　　

　　图4 [元]谢楚芳 乾坤生意图(画心) 绢本设色 27.8×352.9厘米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1999年，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对此书进行评议，称赞韦陀把这幅画从尘封之中发现出来，认为它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是院体风格和文人风格之间的纽带。但毕嘉珍从画意方面提出了与该著作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后面文人题诗中运用的《庄子》典故，作者在翻译时理解有所偏差。所以图后的题诗很可能只是“对当前事件的隐晦批评的一个例子”，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反蒙古统治(宋遗民思想)的作品，这导致作者的重要结论之一即此画为“反抗蒙古压迫”这样的隐喻并不成立。(11)这其实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涉及草虫画的画意在元代是否发生变化。《乾坤生意图》明确地绘制了多种草虫之间的厮杀和吞噬，但要证明它的绘制意图与国家统治、政治压制之间的联系是个难题。

　　1999年，台湾艺术大学钟子寅的硕士学位论文《毗陵草虫图之风格及其画史意义——兼论“常州画派”之论述》主要使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目前存世的毗陵草虫图多是元代的作品，并给出了大概的时间序列：从时间上，谢百里本—江济川本—吕敬甫本，依次更晚。谢百里本和日本文化厅本、伦敦馆本属于元代初期，谢楚芳本和江济川本(图5)是元中期，吕敬甫本、大都会本等为元末作品。在画面分析中，他主要观察了构图模式，如右幅构图、左幅构图与对称构图的差别；斜向深行与平面构图的差别，并使用图像志方法对日藏毗陵草虫图进行了母题比较和分析，指出一些日藏毗陵草虫画中的虫与花草的形式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认为这是民间画稿使然，在毗陵草虫画中可以看到职业画家商品制作的特征。毗陵草虫画在元代的变化便是装饰性元素不断增加，对自然的描绘减弱，装饰性成了新的审美趣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