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般的在场：“雷峰塔的倒掉”与视觉现代性

　　1924年9月25日，星期四，旧历八月廿七，恰逢孔子诞辰与鲁迅生日。参与齐卢鏖战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挥师入杭之际，西子湖畔矗立近千年的雷峰塔轰然倾圮，栖鸟乱飞，黄埃冲天(图1)。这场物理空间的崩塌瞬间引爆了文化场域的共振，①鲁迅以白话杂文欢呼旧制度的瓦解；陈曾寿则以《八声甘州》悲悼传统秩序的终结；一些画家，如黄宾虹、张大千、高剑父等，则用画笔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觉现代性叙事。

　　

　　图1 关野贞摄《雷峰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遗珍》第16页插图

　　雷峰塔的实体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制造了一个刺目的地理与物理“空白”。正是这个“空白”，激活了媒介的再现冲动与记忆的重构欲望，使其迅速超越单纯的建筑遗迹范畴，“雷峰塔的倒掉”也成为我们考察中国视觉现代性的重要个案。我们可以追问：一个在地理上“缺席”的客体，如何能通过媒介与碎片获得一种“幽灵般”的持续“在场”？

　　一、缺席者与媒介化的在场

　　雷峰塔轰然倒塌一个甲子之后的1984年，俞平伯看到一张西湖风景的老照片，一时触景生情，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不尽斜阳烟柳意，西关砖拓黯然销”，并系有小序“1924年雷峰塔倒，我等皆在，惟季珣四妹独亲见之，洵千载奇逢也”。②绝大多数人，无论远近，都成为了“雷峰塔倒掉”这一历史性时刻的物理缺席者。这突显了历史事件核心瞬间的不可复制性与个体在场的偶然性，但现代社会发达的信息网络可以为缺席者提供媒介化在场，让“千年盛会乃失之交臂”的俞平伯等人也有一部分亲临现场的体验(图2)。③

　　

　　图2 丰子恺为俞平伯绘《雷峰回忆》 俞平伯《燕知草》第30页插图

　　画家黄宾虹也是缺席者。为躲避齐卢兵祸，他已经在当年8月份挈妻携子乘长江轮离沪，“经大通至贵池，直至冬月始返申”。④然而，空间距离并未阻断他深度介入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生成。这要从他的朋友徐乃昌说起，塔圮两天后，身处上海的徐乃昌通过当时颇有影响的大众媒介《时报》获知消息，随即购得多份雷峰塔藏经，并委托黄宾虹等人为藏经配画塔图。这张《雷峰塔图》成为黄宾虹回应“缺席”的首次尝试，将媒介传递的信息转化为视觉艺术，开启了缺席者的“媒介化在场”。二十五年后的1949年，又是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嘉善诗人江蔚云再次向八十六岁的老画家求绘雷峰塔。黄宾虹在画面上方重录了当年的题诗，并追忆了1918年5月与黄节、诸宗元同游西湖的往事。彼时苏曼殊新逝，众人心境低沉，雷峰塔“如老僧立斜阳中”，寂静无言。⑤黄宾虹曾多次游览西湖，凝视过周身泛红的雷峰塔。1921年冬天，他曾偕宋若婴在西湖泛舟二十余日，“身边常带一本小册子，每到一处总是把它画下来。”⑥他的《西湖杂咏》有一首写到雷峰塔，“云合云开楼上下，日升日落榻东西。侧身枕畔低徊看，身与雷峰塔顶齐。”⑦这是登高望塔时对空间关系的切身捕捉，细致的观察最终沉淀为他个人的视觉经验，以供创作时采撷。黄宾虹的经历提示我们现代社会的文化参与有了新路径：历史现场的缺席者可以借助媒介传递的信息，通过艺术创作将个人化的视觉记忆与情感体验，转化为公共性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对历史事件的深度介入。个人感知与参与历史事件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视觉再现成为构建“媒介化在场”的核心手段。

　　“可怜夕照坠西湖”(吴昌硕诗句)，⑧雷峰塔倒掉后，西湖十景不止少了“雷峰夕照”，其他景观，如“南屏晚钟”等也失去了重要的视觉参照和意境关联(图3)，既定的视觉秩序与景观结构被打破了。值得注意的是，当雷峰塔作为日常地标巍然矗立时，它并未受到游览者格外的瞩目，寻常景致往往会被视觉惯性所遮蔽。然而，寻常景致的毁灭，却更能激起人们心中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失落，实体的死亡空前地唤醒了人们对它的认知与情感。俞平伯的喟叹“千年卓锡，今一旦失之，而我辈且躬逢之，能无憾惜！”⑨这不仅是个体对“湖山胜迹”消逝的哀悼，更揭示了一个“江南士夫及妇孺”共享的文化记忆坐标骤然消逝所引发的普遍心理空洞。文艺创作自然成为填补视觉空白、寄托怀旧情绪、重塑文化价值并寻求精神慰藉的核心途径，可以通过符号化的“媒介在场”修复视觉的缺失与心理的缺憾。

　　

　　图3 佚名摄《南屏晚钟》 《远离尘垢》第130页插图

　　在当时文化人的笔下，倒掉的雷峰塔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审美与象征意义，视觉和心理的缺憾激发出强烈的符号化冲动。它不仅仅是一座塔的倒塌，更意味着西湖景观核心结构的瓦解与情感的残缺。屠哲隐有新诗《弔雷峰塔》：“你何忽自崩驾？/你底夕阳塔影，/从此不再在湖上安卧。/……你底美人——保俶塔，/……如今你既物化，/她已黯然泪下。”⑩哀叹“夕阳塔影”从此不再，并将保俶塔比拟为失去伴侣、黯然泪下的美人，生动传达出雷峰塔倒掉后西湖景观的失衡感。更有甚者，青园在《雷峰塔》一文中，将雷峰塔奉为西湖“最美的第一”景观，“不但夕照好看，即朝照亦是美不可言”，并断言“西湖所以称名胜，有名在世界上，完全是雷峰塔的功劳”。(11)在他们看来，塔的倒塌直接导致了西湖整体审美价值的严重贬损。

　　大众的情绪不止于失落和感伤。塔圮当日，恰逢军阀孙传芳的军队进入杭州。这一极具戏剧性的时间叠加，瞬间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现实恐慌与末日联想。民众普遍将塔圮视为“杭州大乱之兆”，直指孙传芳为“扰乱杭州的精怪”，其部属为“虾兵蟹将”。更有“大井巷底井水”即将泛滥、“杭州人都要做鱼鳖了”等迷信传言甚嚣尘上，甚至有僧尼计划“大拜皇忏三日，求济颠僧法力救济”。(12)这种将“雷峰塔的倒掉”与当下的社会动荡紧密联系，并赋予其神秘灾异色彩的心理，映射了身处乱世的民众对未来的深度不安、无助与集体性恐惧，是社会心理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具象化投射。塔的倒塌造成的视觉豁口被灾异想象迅速填充，媒介(尤其是谣言)放大了这种基于视觉缺失的恐慌，使之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心理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