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明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考察学术史可以发现，东西方界定文明的标准各有侧重，不同学者对文明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文明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成果；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在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成果。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发展与变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在文明发展与变迁过程中，不同维度文明内部及其之间必然有不相适应之处，这就是文明的矛盾。资本主义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在矛盾运动中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言：“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①危机是矛盾的集中爆发，能够反映文明自身存在的深刻问题，是文明矛盾的症候群。从危机的表现形态、造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可以窥探文明本身的存续状态和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彰显了资本主义文明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从时间维度来看，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性矛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存在。自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处于“发展—危机—调整—新的发展—新的危机……”的循环中。为解决滞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启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胜利”、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深入推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显得繁荣昌盛。21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之后是因90年代迅速金融化和监管缺失导致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次贷危机引爆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种危机的负面影响延宕至今，引发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愈发凸显②。 从空间维度来看，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世界体系两个层面。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和子系统的性质，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和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矛盾也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其他领域、子系统的矛盾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经济子系统的矛盾。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治理失灵、制度的治理效能低下问题，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随着世界历史的展开和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各地散播开来，不发达国家或被动或主动地被纳入全球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主要是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中，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铺展开来。当然，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和严重程度也各有不同。 一、资本主义文明结构性矛盾的表现 之所以说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难以通过局部变革实现根本性突破、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彻底解决，原因在于它是结构性的，表现为资本逻辑在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扩张及其与后者的价值遵循、运作逻辑存在抵牾之处。这种结构性矛盾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资本主义文明结构性矛盾的一般表现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子系统的现实结构与资本主义文明宣扬的价值观念、理想类型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且资本主义文明靠自身发展难以彻底弥合这一差异。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观内部存在深刻矛盾。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资本主义文明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充分体现在这些观念之间存在的张力上。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对自由市场的执着追求与政治子系统对所谓民主、社会子系统对所谓平等的追求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领域缺乏起点公平，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最根本的问题——生产资料占有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决定了二者在分配、交换等其他环节也必然不享有平等的权力。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政治、社会领域的不民主、不平等。一方面，同一个国家不同阶级、性别、种族、族群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平等的。在自称“民主灯塔”的美国，选举政治已经彻底沦为富人的“资本游戏”，“金钱政治”盛行，政策制定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人民在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上是不平等的，这既体现在不同国家相同阶级、阶层的人群在现实权益的实现上存在差别，又体现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上。相较于全世界生活在贫困中的11亿人③，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大金融资本家、数字寡头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享有最多特权的人。 第二，资本主义文明宣扬的价值观与现实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资产阶级基于自然法原则而大力宣扬理性，创设了一套价值体系，高举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大旗。但这些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资产阶级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他们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幻象构建出一个“天堂”。但在现实制度层面，这些价值观难以真正实现。以民主这一价值观的制度化为例，资本主义与民主并不是必然联系的两个模块，二者的耦合是个历史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相对强大的工人阶级与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历史妥协”，这种妥协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奉子成婚”。随着不同阶级占有财富的差异、阶级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突破了二战后民主制度设置的限制，演化为“金融化的、脱嵌的资本主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