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哈兹·阿尔丁在推特上提出“MAGA共产主义”(MAGA Communism)的概念。此后，MAGA共产主义迅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掀起一阵涟漪，政治评论员杰克逊·辛克尔和时事评论记者格雷森·沃克亦是其主要倡导者。阿尔丁和辛克尔还于2024年7月21日参与成立“美国的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简写ACP)，意图使其取代美国共产党(CPUSA)的地位。“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意涵大相径庭，前者通常被定义为右翼运动，后者则属于左翼的范畴。两个看似矛盾的政治概念何以组合到一起，对美国左翼政治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作为MAGA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阿尔丁等人年纪尚轻，皆是网络原住民和网络红人，且由于MAGA共产主义概念提出的时间尚短，还急切需要通过舆论宣传扩大影响力，所以他们有关MAGA共产主义的系统性论述不多，其理念和观点更多体现在社交媒体的推文、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学界对此也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成果。不过，整体来看，MAGA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和政治倾向已初步明了。本文拟从基本理念和产生原因两个层面对其加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MAGA共产主义者对当前美国主要左翼政党和运动的批评逻辑，最后指明美国左翼的深层困境所在。 一、基本理念 (一)反对“深层政府” 新加坡国立大学卓越院士马凯硕借用林肯的话称，美国已从“民主政治(民有、民治、民享)转变为金钱政治(‘由较少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政府)”①。相较于学者大多从金钱政治角度解析美国民主的异化，MAGA共产主义者则主要使用“深层政府”的概念，谴责美国的“钱主”“媒主”“军主”“药主”及官僚群体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理念。“深层政府”一词源于土耳其语“国中之国”(derin deblet)，原指奥斯曼帝国时代频繁使用暴力干预土耳其民主政治进程的秘密政治组织，后被政治学者用来描述韩国等国家的民选政府背后的隐形政府。“深层政府”指一个“由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以及军事、安全、司法部门的高级别成员组成的”②秘密阴谋组织，他们非经民选产生，“不受民主进程影响，主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③。 自2017年6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深层政府”始，这一概念遂在美国从“边缘话题变成主流的政治讨论”④。美国政治语境中的“深层政府”存在三种叙事逻辑。一是资本叙事逻辑，指向的是大资本垄断集团，覆盖金融、高科技、医药、军事、传媒等领域的超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及其在政府内部的代理人。二是政治叙事逻辑，指向的是美国政治建制派中的权势集团，特别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司法部等。三是治理叙事逻辑，指向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中不经选举产生的高级事务官群体，即职业官僚，他们表面上奉行政治中立，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党派倾向，并激烈反抗行政当局的权威。⑤MAGA共产主义者使用“深层政府”概念时，侧重其资本叙事逻辑；特朗普等人使用此概念时，则主要指向其治理叙事逻辑以及资本叙事逻辑中涉及的传媒平台(指自由派媒体，它们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媒体)。此外，二者的话语也都涉及这一概念的政治叙事逻辑。 MAGA共产主义者坚持还权于民理念，反对华盛顿长期存在的权力精英结构。他们认为，伯尼·桑德斯和特朗普皆属于真正的反建制主义者，特别是特朗普所引领的MAGA运动是21世纪美国首次出现的反建制主义群众运动。⑥为响应MAGA运动“排干(滋生政治建制派的)沼泽”⑦的口号，他们号召共同对抗反人民的“深层政府”。这不仅体现在MAGA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中，如裁撤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重整司法部，整顿官僚主义作风，摧毁民主党人(即建制派左翼)和共和党新保守派(即建制派右翼，他们与坚持MAGA口号的旧保守派相对立)对华盛顿权力结构的“双头垄断”⑧，更体现在其经济纲领中，如宣布主要能源商品为公共产品，推动科技、银行、制药、能源等重要行业的大型企业国有化。前者体现出政治反建制主义特征，后者体现出经济激进主义特征。 (二)珍视美国传统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日益兴盛所塑造的“政治正确”，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影响力空前扩大，对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基于基督教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等造成重大冲击。“政治正确”原本旨在确保对种族、性别、年龄、信仰的平等对待(即“不歧视保护”)，但民主党政府试图将“政治正确”确立为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允许公立学校跨性别学生依据自身心理性别选择卫生间，放任公立学校驱逐做祷告的学生，封存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贴上“种族歧视者”的标签)，讳言“圣诞快乐”(担心冒犯其他宗教徒)。这些逆向歧视举措将左翼自由主义推向了“左翼激进主义”⑨，被文化保守主义者视为宣扬极端自由主义或曰“政治正确的法西斯主义”⑩。 文化保守主义更为强调家庭和宗教的基础性作用，推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其兴起可被视为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和回归、对“政治正确”的“反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拉开了文化保守主义者集体反抗“政治正确”的序幕。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人发起的《父母权利法案》(Parents Bill of Rights)，表面上看是MAGA共和党人“对文化多元主义和平权运动的疯狂进攻”，实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为捍卫“美国传统家庭价值观而进行的绝地反击”。(11)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进攻”和“反击”具有被动性和回应性特征，更多受到左翼自由主义的牵引和拉动，即“左翼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和共和党建制派“跟随着左翼向‘左’移动”(1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失败，并非她个人的失败，而是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政府推行左翼激进主义路线的失败。正如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所指出的，“后物质主义最终成了自己的掘墓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