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建立民主制度，其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①但近年来莫迪的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思想不仅使印度转变为一个族群式民主国家(Ethnic Democracy)，也为其进一步实行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因而印度的民主被认为开始倒退，甚至出现危机。②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右翼力量进一步深入政府、教育和媒体等领域，严重侵蚀权力制衡机制，因而印度在全球多个机构发布的民主指数中排名都是下降的。同时，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莫迪政府颁布《公民身份法案》(修正案)，将约占人口80%的印度教民众等同于国家主体，并利用移民、暴力和安全化等手段分化或压制宗教少数群体(Religious Minority)，意图将其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因而引起相关群体的抗议，大大小小的国内冲突事件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 选举是印度民主的重要特征，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直接影响着印度的民主质量和政治稳定。独立以来的历届印度政府难以有效解决上述不平等的顽疾，从而催生了大量的分离主义势力和反叛运动。印度共产党(毛派)即“印共毛派”③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它依靠“重新分配土地”“推翻剥削阶级”“人人平等”“反对压迫”的口号获得大量下层贫困民众支持，并在一些贫穷落后地区开展游击战。④莫迪政府以加强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镇压印共毛派。在这种不对称冲突中，印共毛派却“抗住”了中央政府的围剿，使冲突陷入僵持状态。⑤印共毛派为什么兴起？这一反政府行为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央政府加大打击力度的情况下，印共毛派与中央政府的冲突何以持续并形成战略相持局面？一方面，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从阶级矛盾入手分析印共毛派兴起的根源。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对于分析国际国内问题、观察和研究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具有重要意义。⑥另一方面，除阶级分析法中有对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论述，比较政治学特别是内战(Civil Wars)研究中不平等与国家能力的视角也非常重要。本文将上述两方面的观点结合起来，基于不平等和国家能力维度建构一个新的解释框架，重点探究“被动员的不满”和“国家能力软弱的机会”催生出反政府武装的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印共毛派兴起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冲突长期持续的深层根源。 一、文献述评与解释框架 (一)国内(政治)冲突与内战成因的研究 冷战后，曾经掩藏在权力竞争之下的国内领土、宗教、族群矛盾逐渐爆发，国内冲突(Civil Conflicts)成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武装冲突形式，威胁着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国内冲突与内战的关系简单讲就是“当国内政治冲突演变为军事冲突时，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⑦换言之，内战是指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冲突演变为军事冲突，国家失去对使用武力的垄断。⑧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规模专注内战研究的文献，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内战的成因、持续、结束和复发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⑨内战在后续阶段的演化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产生的原因，⑩因此学者们首先关注内战的成因。基于相关文献中的观点，(11)本文将内战的成因归纳为积怨说、机会说和动员说三类。 首先，积怨说从反叛者的心理因素出发，强调族群成员共有的怨恨为其反叛提供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情感动力，从而降低叛乱动员的难度。在早期，学者们从个体层面的不平等出发，格尔认为集体暴力源于人们对预期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12)，霍洛维茨利用族群间对比发展出从不平等、怨恨到冲突爆发的完整理论机制。(13)主流族群具有政治经济优势，通过政治排斥、经济剥削确立起对边缘群体“内部殖民”的支配统治，(14)在公共产品供给和资源分配上歧视少数群体，这种横向不平等导致弱势族群的不满与怨恨不断积累，并成为触发行动来满足迫切需要的机制。(15) 其次，机会说假定内战的爆发是反叛者理性计算的结果。这里的“机会”是指能够克服内战这种高风险叛乱行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本文将其细分为“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一方面，对物质资源的贪婪会招致冲突爆发，科利尔等人提出经济不平等和贫穷是国内冲突爆发的机会变量；(16)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在强制力和建制力上的不足会导致内战风险提高。而贫穷、政治不稳定、偏远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历史等因素会造成国家能力的衰弱，从而削弱潜在反叛者对国家机器的恐惧，降低了反叛的机会成本。(17) 最后，动员说强调动员机制对内战爆发的影响。辛德和蒂利在批评格尔“相对剥夺感”理论时就指出，在个体感知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动员机制能将分散笼统的不满转化为集体暴力的具体诉求，进而促成冲突的爆发。(18)可以说，不满是族群精英为了夺取政治权力主观建构的结果，其对族群认同、恐惧和仇恨等情绪的操控是驱动族群政治演变为族群战争最关键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