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是当今日本政坛中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冷战结束后，日共抵挡住了世界范围内左翼运动式微与国内政治生态持续右转的双重压力，虽然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日共始终坚守作为左翼政党的底线和原则。2015年，安倍政府试图强行通过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新安保法案，此举被普遍视为对和平宪法的根本性颠覆，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即新安保运动。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法案的通过，但这场运动促进了市民团体与在野党的合作共斗，为后续在野党之间的联合提供了重大机遇。日共借机高举“在野党共斗”路线和“国民联合政府”构想，试图通过团结左翼进步力量以打破政治僵局，扭转在国政选举中的长期颓势。然而，日共的这一政治努力随着“在野党共斗”的退潮而陷入失败，不仅政治上的孤立处境日益加剧，组织建设与内部治理的深层矛盾也愈发凸显。面对新形势下的生存危机，日共试图走一条“现实的理想主义”道路，在生存策略层面采取愈发“现实”的灵活姿态以适应政治环境，同时在身份认同层面努力坚守并重塑其“理想”的左翼底色。 一、新安保运动后日本共产党的多重困境 随着“在野党共斗”的退潮，日共因长期忽视自身建设而积累的深层矛盾集中爆发，选举的持续颓势、党组织的萎缩与财政危机，以及领导层更迭引发的路线争议，共同构成了其在新时期的生存困境。 (一)“在野党共斗”的退潮与选举颓势 2015年，安倍政府试图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包括左翼政党、学者、学生、普通市民等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民主主义、立宪主义、和平主义的维护成为彼时团结左翼和进步力量的连接点。日共敏锐地把握住政治契机，于同年9月正式提出“打倒安倍政权、建立废除战争法案的国民联合政府”①呼吁，试图以和平主义、护宪主义团结左翼及进步力量。日共这一呼吁获得了响应，在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进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日本生活党结成了选举联盟，确立了反对安倍政权、进行选举合作的共同目标。在2017年10月的众议院大选中，新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简称为“立民”)通过与日共、社民等合作而跃升为第一大在野党，立民对日共所主张的“在野党共斗”态度随之转向积极，逐渐成为日共“在野党共斗”中最主要的合作对象。 在野党之间的联合在2021年众议院大选前夕达到顶峰，立宪民主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令和新选组四党与“市民联合”就选举合作签订政策协定，日共则单独与立民就“有限的阁外合作”达成一致②，在政权合作层面正式结成统一战线。然而，两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双双挫败引发了立民党内的严重不满，立民最大的支持力量“日本工会总联合会”也从中施压。随着新任党首泉健太的上台，立民对“在野党共斗”的态度逐渐消极，两党间的合作仅限于协调单人选区的候选人拥立问题。③2024年9月，立民新任党首野田佳彦的上台重新点燃了“在野党共斗”的希望，“减少执政党议席”的共同追求促使两党党首在2025年6月就选举合作和共同政策重新达成共识。④不过，目前两党间的合作仍仅限于协调单人选区的候选人拥立问题，两党党内对合作的形式和方案也存在诸多异议，日共所主张的“在野党共斗”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左翼间的短暂联合似乎并未给日共带来实质上的收益，即便是在“在野党共斗”期间，日共也难以遏制国会席位持续流失的趋势。新安保运动曾为日共提供了短暂的跃升机会，到2016年时，日共凭借在国会中的35个席位而一跃成为第二大的左翼政党，其政治影响力达到21世纪以来之最。随着“在野党共斗”的开展，日共的选举颓势愈发加剧，“在野党共斗”的退潮则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到2025年参议院选举后，日共在参议院仅保有7席，众议院则降至8席，其比例选举的得票率从2024年总选举中的6.16%骤降至4.48%。⑤如今，日共在国会中仅拥有15个席位，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实力地位已经退回至新安保运动之前的水平。 与左翼式微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势力的增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物价的高涨、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自公政权的应对不力助长了日本国内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的气焰。在2025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公联盟未能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而仅成立五年、主张民粹主义与“日本人优先”的极右翼政党参政党却异军突起，目前已在国会中拥有超越日共的18个议席。与此同时，中右翼的国民民主党、保守党的席位也有所增加。2025年10月4日，日本前经济安保部长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参政党等在野党立即表示欢迎与寻求合作的态度。日共党首田村智子对此表示，自民党在今后继续拉拢补位势力，恐将为日本政治带来严重的倒退。⑥日共书记局长小池晃也表示，高市早苗的就任是自民党内部极右派占优的重要体现，今后，排外主义以及国民的不安情绪将继续蔓延，阻止自民党政权的延续是各在野党当下最为紧要的任务。⑦当前，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留下的权力真空正在被新生保守势力所填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情绪的走向，也预示着日共等传统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二)党员流失与财政危机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党员实际上被日共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⑧，直到2016年二十七大召开时，日共才正式开始强化党的建设。对自身建设的相对忽视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日共的党员人数持续下滑，人员构成逐渐失衡。一方面，受20世纪90年代党员发展“空白期”的影响，日共的核心力量仍然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党员，严重的老龄化则加速了党龄30年以上老党员的快速流失。另一方面，日共在新安保运动之前提出职场支部和学生支部的建设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其在2020年的二十八大将“世代继承”视为“关乎存亡的重大问题”⑨而重点应对，但50岁以下党员的数量仍在大幅度减少，而在二十九大新选出的常任干部委员会的26名成员中，小于60岁的仅有三人，领导机构的“世代继承”问题势必更加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