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嵌入公共管理实践，政务数字化、数据化、平台化建设显著提升了治理效率。然而，数字治理的另一面，却催生出数字留痕主义这一治理异化现象。面对数字留痕主义日益蔓延的现实困境，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持续开展“为基层减负”专项整治。然而，现实中“痕迹即政绩”“数据即成果”的治理惯性依然顽固存在，其深层根源不仅源自技术手段的误用，更与组织制度的考核导向、外部环境的压力传导密切相关。因此，仅依靠单一技术修补或局部制度调整，难以根本破解这一治理顽疾。笔者尝试引入TOE理论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将数字留痕主义置于技术—组织—环境三维互动的动态系统中加以考察，系统分析其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力图从技术理性、组织制度与社会环境三方面提出协同破解路径。相比于以往聚焦于表征描述或单维应对的研究，TOE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精准识别技术异化、激励扭曲、文化误导等复合性因素，进而提出更加结构化、体系化的对策建议。通过技术简化、制度优化与观念重塑协同并举，推动基层治理从“留痕为政”向“实绩为本”转变，真正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基层善治。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分析 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源于马克思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时，强调实践与内容的优先性，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形式。这种强调实践的思想，为批判形式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也多次批评官僚主义作风，指出其只关注程序而忽视实际效果的倾向，这为后来形式主义的政治化表述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形式主义”①一词最早由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其危害，成为党内批判形式主义的理论起点。形式主义问题在基层治理层面积聚已久。近年来，中央层面非常重视形式主义的整治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的现象，②强调须加强作风建设。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就“四风”问题新表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③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④ 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数字技术在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也为形式主义制造了新的温床。指尖形式主义等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在基层滋生、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将形式主义与痕迹管理联系起来，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⑤留痕主义作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新表征，指的是基层政府在推进各项治理工作时，过度依赖文字记录、档案存档和数字化痕迹，往往为了应付检查、审批和监督，而忽视了实际工作的实效性。这一现象在数字化时代愈加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基层政府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采集和存储大量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留痕主义可能导致形式主义和低效治理，影响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效率。 学界目前对这一命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留痕主义的基本表征。刘建军、孙森将留痕主义概括为不顾内容的形式主义、忽视客观的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⑥郑语晨则基于相关资料认为，可以将这种新型的形式主义分为过度留痕和虚假造痕两大类。⑦二是留痕主义的生成逻辑。季乃礼、王岩泽从中央层面的技术治理选择与交易成本约束、地方层面的委托—代理与“信号传递”两种逻辑去探讨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⑧盛明科、陈廷栋则分析基层治理的“痕迹主义”主要是由强责任传导的环境、痕迹管理的诸多积弊、行政责任观念的异化、注重“痕”绩的政绩观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的结果。⑨三是寻求解决留痕主义的有效途径。有学者基于“制度—行为”分析框架，提出要将治理逻辑从“外在压力”转向“内生激励”；⑩一些学者从“技术—制度”双向互构视角出发，认为要实现数字治理与科层治理的有机融合；(11)还有学者从宏观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提出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治理模式。(12)从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留痕主义进行多维度阐释，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然而在探索基层“留痕主义”的系统性治理方案时，既有研究仍存在理论框架适配性不足、要素关联分析薄弱等局限。因此，基于数字留痕主义的基本表征与内生机理，整合TOE理论框架，通过三维度拆解，强调技术、组织、环境的动态互动，区分数字留痕主义的技术误用、制度缺陷与文化诱因，为差异化治理策略提供依据。 二、基层治理中数字留痕主义现象 数字留痕主义是形式主义在基层治理中的新变种，主要表现为工作过程过度依赖痕迹材料而忽视实际成效。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媒介留痕、流量留痕、程序留痕、技术留痕四个方面。 (一)媒介留痕：工作痕迹的“多模态化”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媒介工具的普及非但未提升治理效能，反而使痕迹管理陷入“多模态形式主义”陷阱。文字、影像、数字截屏等媒介载体从记录工具异化为工作目标，形成“材料生产即工作成果”的畸形逻辑。这种以媒介呈现替代治理实践的倾向，实质是将复杂治理简化为可量化、可展示、可归档的技术操作，催生出三类典型的异化形态。 一是文字留痕。文字留痕主要表现为两类异化形态：一方面表现为台账填表化的工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部门往往过度依赖纸质材料，使得会议记录、日报周报、台账表格的重复填写与反复堆砌现象屡见不鲜。当运动式治理带来基层政府无法完成的任务时，基层政府可能会以数字台账应对实际工作，使得运动式治理成为“台账运动”。(13)另一方面衍生出文件空转的怪象。政策执行简化为“以文件传达文件、以方案落实方案”的文本循环，上级部门通过发文代替指导，下级单位以材料应付检查，导致文字材料异化为政策执行的“唯一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