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A(已经发生了的全部事情)?还是B(关于A的各种叙述，从实录到记忆与传说)?毫无疑问，A事实上存在过，但已消失了；消失了的A只存在于B。B的总和未必等于A，事实上也一定不等于A，其总和也只是A的某种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是一种叙述。用卡尔的话，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且，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持续互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这样的对话?如何制造历史?当然首先是必须有A，但已知A只存在于各种各样的B中，因此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B，从而形成历史学家自己的具体叙述才是问题。显然，在这一对话与制造过程中，历史学家一定是基于自己的观念来进行工作的，这些观念可能被自觉到，也可能不被自觉到；即便自觉了，也可以陈述或不陈述，或简约地点示。但是，这些观念总是潜藏于历史学家的叙述中的，而且历史学家的叙述对象A越是渺茫无迹，其叙述结果B越是一种观念的表达。这时的B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更近乎是历史哲学。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①就属于这样的文献。 在《五帝本纪》前，以历史叙述呈现中国的历史哲学已然出现，比如《尚书》，虽然形式上是文献汇编，但同样表征着汇编者的观念，更不必说这些文献还有真假。当然，最典型的是《春秋》。《六经》中只有《春秋》题为“作”，“仲尼厄而作《春秋》”。②“春秋”本是各国的史录，孔子所作的《春秋》亦只是鲁国史录的整理，之所以要专门标示“作”，区别于其余《五经》删述整理的性质，原因在于孟子所讲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③换言之，《春秋》虽为史录，却因寓褒贬于史事之中，而成为历史哲学。只是《春秋》言简，近乎“断烂朝报”，真正自觉接踵而建构起历史哲学者，实是太史公司马迁，这在《太史公自序》中已表达得很清楚。当然《史记》的主体还是史书，而其中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典型文本，便是“著为本纪书首”的《五帝本纪》。学界对《五帝本纪》的研究多矣，但主要是古史考辨与文献学研究，兼及叙事与神话研究，几乎不见有作为历史哲学的文本加以对待，致使太史公踵武孔子而确立的历史哲学未得彰显。④本文试予述论，以见传统中国之历史哲学的精神。 一、雅驯：真实与教化间的历史本质 《五帝本纪》自然是历史的叙述，但却无疑不是可以实证的信史，而是以历史的叙述予以表达的关于历史的理解，或者说是以“真实”传达出的“愿景”，正如本雅明“历史天使”的意象，⑤面向过去的废墟而必须走向未来。因此，《五帝本纪》实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文本。 所谓历史哲学是与历史学有关的哲学思考，旨在探讨历史的模式与意义(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性质与方法(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写作的结构与规律(叙事的历史哲学)等问题。显然，作为继《春秋》之后传统中国历史哲学的奠基性文本，《五帝本纪》没有这样清晰的知识边界，而是将三者交叠在一起；而且历史哲学并不是离开具体历史的思考，而是回应具体历史的反思与表达。司马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叙述上古文明史，这大致可归于叙事的历史哲学，而此一问题的解决既反映了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解与方法的使用，近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又表达了他对历史本质的确认，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五帝本纪》完全是基于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哲学建构，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思想结果，而这些问题意识与思想结果恰恰构成了传统中国极具根源性的历史哲学。 身为史官，司马迁接触的史料远超常人，对史实的要求自然也更为严苛。然而，面对五帝时代的文献困境，如何处理是首当其冲的挑战。司马迁在《五帝本纪》最后的题赞中讲：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贞《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五帝是非常久远的上古史事，虽《尚书》也只是记载了尧以来的历史，残缺不全；另一方面，虽然《尚书》这样的文本没有记载，但百家依然在言传久远的黄帝，只是“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里，司马迁标示了“雅驯”。 “雅”即正，亦通真。“驯”者，张守节《正义》解为“训”。“雅驯”虽然是指文字言语的描述，但言语与行为互为表里，裴骃对《史记》书名作《集解》时便明确指出： 《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义》云：“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案：春秋时置左右史，故云《史记》也。 故“文不雅驯”，便也意味着不足以指导训化人的行为，故“荐绅先生难言之”。换言之，历史叙述是基于真实的史实而合乎规范的教化，这是司马迁所确立的历史叙述的标杆。 此外，司马迁又讲，“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索隐》：“《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事实上，司马迁没有纠结于这样的真伪，他著《五帝本纪》参用了《五帝德》及《帝系姓》。但是，面对着上述的史料残缺与真伪纠缠的问题，司马迁并没有选择回避，也没有对历史事实作轻率的处理，而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辨。一是田野考察，司马迁讲：“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汇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故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在相当广阔的空间，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中心区域，到处流传着从黄帝至尧、舜的传说，这样的传说虽然各地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古书上碎片化的记载是相近的。换言之，司马迁确信他对五帝上古史的叙述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二是文献互勘。司马迁讲：“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表明，司马迁对文献依然是高度重视的。他强调文献固然有种种缺失，但总体上表明，从黄帝到尧、舜的历史是真实不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