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歌德學院聽過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題為《“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的學術講座。那或許是我初次親見這位思想嚴謹而又不苟言笑的德國漢學家，也是我第一次觀察到有人將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思想運用於漢學研究領域。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顧彬教授全程以德語進行報告，結束後有一位中國男生起身發言，用漢語對顧彬說：“我認為外國人也可以理解中國!”顧彬當即以漢語回應：“你根本沒有理解我的報告!”坐在我旁邊的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專家克魯姆(Peter Krumme)博士衝我撇了撇嘴，流露出“此教授頗為倨傲”的暗示。後來，我陸續讀到過該講座的英文、德文及中文版本，也對顧彬教授的相關學術思想有了更為系統而深入的理解。① 一、從否定到反思：“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的邏輯困境 顧彬在《“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一文中，探討了西方漢學家理解中國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作者批判了“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的觀點，認為這種說法源於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並阻礙了客觀評價。文章通過自身經歷和詮釋學理論，強調理解建立在“內在距離”之上，是開放的、不斷變化的對話過程，而非絕對的真理。最終，作者呼籲打破偏見，在對話中尋求理解，並肯定了誤解和理解的相對性。 顧彬在文章中首先批判了“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的觀念。他指出，這種觀念具有排他性，暗示外國人無法理解中國，進而無權評論或批評中國社會。這種想法不僅過於絕對，而且忽視了文化理解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顧彬認為，理解並非局限於某一文化圈內的人，而是可以跨越文化差異、通過學習和反思來實現的。 顧彬之後通過李白的詩歌和中國古代哲學(如莊子與惠施的對話)來引出文化理解這一曠世難題。李白詩歌中的女性聲音與男性視角之間的關係，暗示了文化和語言中存在的“代言人”角色及文化表達的多層次性。而莊子與惠施關於“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等哲學問題的對話，進一步探討了“理解”是否只能來自於親身經驗或相似性的文化背景。 顧彬由此提出了文化理解中的“距離感”問題。他認為，一種“內在的距離感”其實是文化理解的關鍵。他進而指出，文化理解不僅僅是地理上或血緣上的接近，而是需要一種內在的、反思性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意味著，雖然身處文化的外部，但通過思考和反省，外部的人仍然可以理解該文化的特質和深層含義。這個概念挑戰了“只有本文化的人才能理解本文化”的排他性說法。認為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且有其價值。 顧彬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特別是教學和與中國學生的互動，揭示了文化理解中的誤解與差異。他提到，他在考試中發現中國學生的某些中文基礎知識存在缺失，比如拼音和歷史人物的常識性錯誤。這些現象表明，即便是生活在中國的學生，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而這正是文化理解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一部分。 顧彬強調，“中國”這一概念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變遷而不斷演變。因此，文化的理解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視角和背景出發，可能對同一文化有不同的解釋和理解。這種多樣性使得跨文化理解變得更加複雜，但也更加豐富。 在文章中，顧彬還討論了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他認為，儘管西方學者的視角和中國人的視角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國。事實上，西方的學術視角和研究方法也為理解中國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因此，他反對那種認為只有中國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狹隘觀點。 顧彬將“距離”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地理和物理上的“外在距離”，另一種是文化和心靈上的“內在距離”。他認為，後者更為重要，它能夠使得外部觀察者客觀、冷靜地反思和理解文化現象。通過這種“內在距離”，外國人也能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儘管這種理解可能不同於中國人自身的理解。 總之，顧彬在《“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中通過一系列文學、哲學及個人經驗的分析，批判了“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的狹隘文化觀念。他提出，理解是一個跨文化的、動態的過程，文化的理解不僅僅依賴於地理或民族的親近，而更多依賴於反思和內在的“距離感”。顧彬認為，外部的視角在某些方面能夠提供獨特的視野，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中國和其他文化，避免陷入文化的狹隘主義和自我封閉。這一觀點強調了跨文化對話和反思的重要性，為跨文化交流和文化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 二、語境之維：跨文化理解的溝通結構 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Hall)在其1976年出版的著作《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中，提出了高語境(high-context)與低語境(low-context)文化的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不同文化在溝通方式、信息傳遞和社會互動中的系統差異。②霍爾認為，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人們的理解方式與交流習慣，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溝通中對“語境”依賴程度的不同。 霍爾指出：“高語境(HC)交流或信息，是指其中大多數信息存在於物理語境中，或內化於交際者本人，而在明確編碼、顯性表達並實際傳遞的部分中所包含的信息極少。”③也就是說，在高語境文化中，交流所依賴的信息往往隱含於非語言的線索、社會關係、歷史背景與共同的文化經驗之中。語言只是意義表達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對語境的默契理解。這類文化傾向於間接、含蓄的表達方式，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與社會等級的尊重，溝通風格多採用暗示與象徵，常通過沉默、表情、語調變化等非言語手段傳遞深層信息。在時間觀念上，高語境文化更具彈性，重視過程與關係的協調。霍爾將中國、日本、阿拉伯國家、墨西哥等歸為典型的高語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