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②，二十届四中全会更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③。制度型开放是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制度型”的历史性跨越。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核心的传统型对外开放，是聚焦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对接，是更高站位、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为系统的开放，目标是消除“边境后壁垒”，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④这就决定了制度型开放的推进与涉外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既需要将制度型开放纳入涉外法治建设的目标，也需要在涉外法治建设中推进制度型开放体系建构。 因此，本文在涉外法治视域下检视制度型开放，在明确制度型开放的动因基础上，既从理论的角度廓清制度型开放的意涵，也从实践的角度明确制度型开放应采取的路径，从而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持续助力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构建。 一、涉外法治视域下制度型开放的现实动因 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视角下，制度型开放的提出既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过程中世界进入“规则重构期”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必然选择，更是在全球治理陷入徘徊之时中国贡献的智慧方案。 (一)全球化进入“规则重构期” 国际法作为大国兴衰更替的阶段性产物，其每一时期的发展都反映了该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与主流价值观，并对现存国际秩序予以维护。⑤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西方文明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并逐步缔造了现代国际法体系以维护这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然而，自21世纪以来，深陷经济危机的美西方经济实力开始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东西方国际力量对比日益趋向平衡。⑥面对这种“东升西降”的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幕自此拉开并加速演进。西方国家在新一轮的经济较量中日益成为“现代化输家”。但长期以来的“赢家效应”使他们沉湎于不断受益的状态，无法忍受任何挫折和失败，因而开始选择以逆全球化的方式重塑国际规则。⑦ 一方面，美国日益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悍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经济制裁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并频繁退出多边国际条约体系，直接导致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度等国际经贸规则失去应有的拘束力，以期达成与中国的“脱钩断链”。另一方面，在美西方的主导下，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等新型经贸规则的建构，试图进一步提高国际经贸规则的准入门槛以将中国排除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从而形成“小院高墙”，进而促成全球反华的同盟。此外，美西方更在数据跨境、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速将本国法律转化为国际规则，力图在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形塑中占据优势，持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主导力。⑧ 面对美西方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和构筑的“小院高墙”，如果中国仍停留在传统的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下，不但会在短时间内遭受经济方面的冲击，更难以获得继续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机会，有可能遭遇被世界边缘化的风险。因此，推动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型”向“制度型”的转变，通过积极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幅度、广度和深度⑨，既能够维护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局面，也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连接与融合，打破美西方希冀边缘化中国的幻想。同时，这也将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以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利益，在维护国际法治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际规则朝着更加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方向发展。 (二)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通过商品和要素开放释放了巨大红利。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开放的边际效应也开始出现递减的趋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⑩这就将开放指向于制度体系的完善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