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的聚落考古在我国已历经约40年的发展实践。作为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聚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日益成熟，并且已取得丰硕成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需注意到，当下在聚落考古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抛开具体的调查和统计方法不谈，如何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是学术界几代学者持续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鲁东南沿海地区近4000平方千米范围内系统调查所发现的3000余处秦汉时期聚落，尝试以琅琊郡沿海地区的人口和交通为切入点，探索历史时期聚落考古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求教于方家。 国内聚落考古的发展历程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概念(settlement pattern)最早是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R.Willey)在秘鲁维鲁河谷(Virú Valley)的区域调查和研究所解释，威利称其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①此后，炊格尔(Bruce G.Trigger)提出聚落考古即“利用考古学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②张光直进一步指出，“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③近年，周南又提出聚落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或其他关系，使一个地区的定居点成为一个完整的功能性整体”。④从上述概念不难看出，与传统考古学侧重“器物”辨识和考古学文化类型研究不同，聚落形态研究的核心是“人和社会关系”，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标志着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关键性转变。 聚落考古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张光直系统引入国内。尽管在此之前考古学术界已开展过一些聚落考古的工作——例如20世纪60年代史念海对关中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关系的探讨⑤——但因当时遗址信息较为简略，器物分期比较粗略，难以实现对仰韶文化各阶段聚落间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西安半坡遗址全揭露式的发掘⑥则由于当时缺乏聚落考古的工作理念，没有涉及人群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虽然事实上已做了微观聚落考古的努力，但未能自觉地以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进行聚落考古的研究。⑦张光直将聚落形态研究分为两大主题：研究聚落单位内部建筑或遗迹的布局，尤其关注古代家户的经济活动；以区域为视角研究不同聚落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区域内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变动。前者被称作“微观聚落形态”，后者则被称作“宏观聚落形态”。⑧ 本文主要回顾宏观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随着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的发布，中外联合区域系统调查(又称“全覆盖式”调查)在国内有序开展，极大地推动了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发展。其中以中美赤峰地区、中美日照地区和中美澳伊洛河流域调查三个国际合作项目最具代表性。根据朔知统计，截至2008年，在国内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共12项，除了上述提及的三个项目外，还有石家河遗址周边、葫芦河流域、安阳洹河流域、赤峰半支箭河流域、河南灵宝地区、洛阳盆地地区、山西垣曲盆地、内蒙古岱海地区和陕西周原地区。⑨另外，还应该包括济南小清河流域(以大辛庄遗址为中心)⑩、辽宁大凌河流域(以东山嘴遗址为中心)(11)、河北滹沱河流域(12)、河南颍河流域(13)、山西吉县州川河流域等，(14)这些项目或多或少都运用了系统性调查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地区，一方面是因为该区域属旱作农耕区，自然植被覆盖率较低，作物收获后地表裸露程度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口密度和农业发展程度比较高，遗址数量和密度比较大，且前期的考古工作基础较好，考古学年代框架相对清晰，为区域调查和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其中对区域系统调查的专门说明，标志着这一方法走向规范化。(15)《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强调调查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原则，详细地记录地表遗存的保存状况、种类数量、分布密度、年代判断等信息。2010年之后的区域系统调查项目还包括辽宁广鹿岛(16)、山东薛河流域(17)、河南枯河—索须河流域(18)、湖北大洪山南麓地区(19)、安徽凌家滩遗址周边地区(20)、安徽姑溪河—石臼湖流域(21)、云南滇池周边地区(22)、陕西无定河流域(23)、吉林环月亮泡地区(24)等。如果算上对单个遗址及周边小范围的系统调查就更多了，区域系统调查项目整体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从调查方法上看，不同研究项目都在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原则下，结合本地区实际条件做出了更灵活有效的调查方案。比如在鲁南薛河流域调查中，由于该区遗物分布密集，而且很多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因此调查人员按采集区间距大小将地表遗物分布情况分为“核心分布区”“一般分布区”和“散点区”。(25)云南滇池地区由于受到近现代活动影响而被破坏或掩埋，但通过观察灌溉井并结合20世纪70年代的卫星图片，能够获取有关古代遗址分布的更多信息。(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