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城市相关前沿理论及其对二里头研究的启示 古代城市是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心，相关考古发现更是基于物质材料复原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键出发点。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复杂化研究中，城市的出现长期被认为是国家产生和文明生成的突出物化表征①；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实践进一步揭示了城市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里程碑意义②，而位于同时期城市体系顶端的都邑/都城，更是当时文明诸要素的集大成者，其相关考古工作构成了探索古代国家的龙头课题。③ 近年来，伴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下考古研究及相关政治学理论的深化，学界愈来愈意识到早期文明进程存在着广泛的多元化特征④，而城市与国家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两者间的关联同样超越了单一的线性发展路径：一方面，早期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进展验证了城市初现与国家诞生互为表里、相伴相生的经典叙事，也展现出两者的扩张繁荣亦能彼此促进、相得益彰⑤；另一方面，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下检视，则进一步表明城市和国家的生成与发展也存在并不同步且互相脱钩的模式。⑥后者的典型案例可见于南美安第斯地区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盆地，该地区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Tiwanaku)遗址已记录了早期城市的出现，而当地的国家形态却是在蒂亚瓦纳科城市营建并繁荣了300年后才姗姗来迟；夏威夷也同样见证了国家与城市生成的时间龃龉，而其进度则与安第斯相反，也就是国家形态在夏威夷的萌发以村落类小聚落为基础、先行于城市的出现。⑦城市与国家的脱钩除了表现为生成时间的不同，两者也存在发展进程中的解离：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有可能在埃及统一王朝出现近1500年后，古埃及的早期城市才成为埃及政治疆域和行政管理的关键节点。⑧实际上，早已有学者指出，在对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探索中，界定国家形成的关键标准在于政治、仪式和经济活动，而并不拘泥于城市的出现与否。⑨ 城市与早期国家间关系的脱钩，在原有经典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史多元化特征的认知，也促使考古学界对早期城市相关研究理念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一个重要转变为不再将早期城市的意义局限于古代国家等特定程度社会政治组织的附属或标志物，而是将研究视角回归至早期城市本身的特质。⑩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研究范式致力于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早期城市内涵多样性的阐释，中国考古则提供了关键视角，如相关工作表明中国古代城市的核心在于其政治、礼制、文化以及资源控制中心等特质(11)，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在中国的兴起可能晚至宋代，这极大地拓展了原被西方视角主导的、以“市场”存在为关键的城市认知。此外，基于东南亚吴哥窟的发掘与研究则揭示出以农业为基础、低人口密度的全新早期城市特质，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中美洲玛雅(Maya)和阿兹特克(Aztec)的古代城市，这些城市内还存在大规模农业用地，按其特质皆可归纳为“低密度城市”(12)，这突破了传统认知中城市人口稠密特征的叙事。近年来，以乌克兰内贝利韦卡(Nebelivka)为代表的特里波耶文化(Trypillia)大型遗址则进一步丰富了早期城市的内涵(13)：这些公元前四千纪的遗址，面积最大者可达32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低密度城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可能是周边社群季节性仪式与宗教活动的临时聚集地，突破了传统理念中城市是人群长期定居区的认知。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早期城市表现出愈加多元化的内涵特质之时，早期城市是否还存在跨文化的共同核心特质呢?叶菲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通过广泛的跨文化对比分析，可知移民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关键，任何城市的生命史都与移民密不可分；换言之，所有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群汇集，而这些来自多元背景、原本彼此陌生的移民在城市中的共存与互动，使得城市成为重新定义社会关系的空间，并赋予了城市作为全新身份认同熔炉的特质。经过近年来不同社会背景下考古工作的反复验证，来源不同的移民及其聚合而产生的社会效应是解读早期城市的关键，并且这一研究视角普遍适用于不同文化单元下的早期城市相关探索。(14)就汇聚于城市的人群而言，其来源范围以及人口聚集规模与城市所能引发的社会变动幅度呈正比，人口越多的城市往往伴随着越显著的社会影响并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而一个社会中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该社会的对外影响成正比(15)，有学者更是基于社会网络的理念，推衍出古代城市社会影响力的量化计算公式。(16) 早期城市研究的新范式也包括基于考古发现，探讨以古代城市为中心的实践活动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塑造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景观。例如，叶菲指出城市是新文化的生发地，是确立和维护政权合法化等仪式活动的发生空间，而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规划及其实践活动能够加剧等级分层并造成进一步的社会复杂化；其中，在早期城市移民特质的基础上，叶菲特别强调城市化必然会导致相关区域的乡村化。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例，在城市产生后的500年中，伴随着移民的迁入，这些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张；与此同时，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则日渐凋敝并呈现出乡村化特征，最终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80％的人口都汇集至城市。类似的城市化与乡村化相伴相生的情况也见于蒂奥蒂华坎(Teotihuacan)等古代城市的考古记录。(17)由是，在以考古材料解析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时，只有将与“城市化”同步的“乡村化”过程纳入统一考量范畴，才能复原相关社会动态变化的完整图景。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早期城市研究中的关键，其出现曾被作为古代中国最早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18)，相关研究是社会复杂化探索的学术史中的里程碑式篇章。伴随着中国考古文明起源相关研究的突破，学界意识到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可由二里头时期上溯至龙山甚或更早的仰韶时代(19)，而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也从将其视为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转向对其内在特质的更深层次的探索。(20)二里头遗址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都邑类城市，就二里头遗址作为早期城市的生命史与移民的关系，学界基于以往考古发现亦有涉猎，例如：刘莉等指出源自洛阳盆地东部等二里头遗址周边的移民是二里头聚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学界首次明确从移民视角对二里头城市进行阐释(21)；以此为基础，许宏和刘莉进一步点明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形成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22)；基于“场所营造理论”(Placemaking Theory)，谢礼晔提出二里头聚落营建过程中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移民的可能。(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