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手工业作坊与墓葬礼仪所见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变迁

　　在长江下游地区，自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时期起，就开始使用如玉般的美石制作装饰品。至良渚文化时期，玉琮、玉璧、玉冠饰等具有王权与宗教礼仪象征的玉器，更成为上层社会推崇的重要礼器。在良渚文化存续的近千年间，尚未有任何考古学文化玉器能如良渚玉器那样，既拥有璀璨卓越的玉器制作工艺与手工业作坊体系，又与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制度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那些制作技艺高超的玉器，无论在器型设计、切割成型、抛光技术还是纹饰雕刻方面，均堪称中国传统玉器的典范，将玉器文化推向了顶峰。同时，这些玉器对良渚文化消亡后的诸多后续考古学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课题。然而考古资料显示，在良渚文化存续的约千年时间里，这些精美玉器的生产与消费在其社会内部也经历了诸多变化，而学术界对此尚未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将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生产技术、制作体系及产品的演变，进一步探讨其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迁过程。

　　一、良渚早期国家的玉器国策

　　在长达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良渚文化将玉器作为王权、宗教与文化的象征纳入社会统治体系，通过系统化的手工业、发达的稻作农业体系，以及由国家体制运营的大型水利工程和水上交通系统，在神权与王权的双重支配下构建了层级化的社会组织，最终形成早期国家形态[1]。而维持这一庞大早期国家运转的核心手段，正是对象征王权的玉器制作与使用的控制体系。以玉琮、玉璧和玉钺为代表的礼仪权威性玉器，凭借其内在价值与附加纹饰特定意义以及可流动的特性，通过玉琮和玉钺的分配实现对统治范围及周边区域的控制[2]。(图一)玉琮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成为良渚人的独创，其神人兽面纹饰象征着对神授权威的崇拜。玉璧体现了对自然之天的敬仰。玉钺则承载着战神崇拜的意涵。这些物质载体的玉器实为凝聚民众思想的重要国家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莫氏硬度6以上透闪石—阳起石制作的玉琮，需在其四面精密雕刻神人兽面纹——这类兼具高超工艺、艺术创造与宗教内涵的象征性玉器，其制作过程所需劳动力和技术必须依托社会整体力量方能完成[3]。因此，这类权威玉器的制作不仅旨在成品本身，更通过玉器生产的原料采集、运输、手工业制作技术、产品规划及分配等系统化流程，为神权与王权构建维持社会制度的向心力，这正是其作为核心国策的本质体现。

　　

　　图一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采自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横山 2.茅山 3.新安桥 4.辉山 5.庄前 6.店街头 7.湾里·新地里 8.力耘 9.荷叶地 10.佘墩庙 11.落晚 12.桃子村 13.普安桥 14.杨家埠 15.王坟 16.戴墓墩 17.亭林 18.福泉山 19.王焰村 20.张陵山 21.赵陵山 22.少卿山 23.草鞋山 24.绰墩 25.嘉陵荡 26.寺墩 27.高城墩

　　然而，这种以玉器为核心构建的社会统治体制及其组织结构，在玉器手工业生产体系的规制化管理及其生产体制上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亦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革。根据考古学文化与遗物特征，良渚文化的年代，通常被划分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之间的四个阶段，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常将这四期合并为早晚两期，即公元前3300—公元前2900的早期和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的晚期[4]。良渚文化早期达到鼎盛阶段，除反山、瑶山、官井头等大型墓地出土大量玉琮、玉璧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外，更营建了以莫角山宫殿台基为核心的良渚古城体系。这座被280余处聚落环绕、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巨型城郭，北部建有大型水利工程，形成被水域包围且设有六座水门的“水城”格局[5]。(下页图二)此时的玉器制作，从原料到技术是由上层社会掌控下的玉器制作手工业体系来运营的，玉器制作及产品成为维系良渚早期国家的重要统治手段。

　　

　　图二 良渚古城及其水利工程

　　但自公元前2800年进入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发现呈现显著变化。高等级贵族墓葬锐减，随葬玉器在器型、材质方面均发生变化；而低等级墓地与普通遗址中锥形器、管珠等小型装饰类玉器数量激增。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良渚遗址群内发现的4处玉器作坊遗迹及周边相关遗址，都有从文化堆积层出土的玉器半成品等生产遗存，而非墓葬遗物。这些作坊或文化堆积层出土的玉器已不见或少见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琮、璧、钺、冠状饰等王权象征物，多是小型锥形器、管饰、坠饰等装饰品。与早期对比显示，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组合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关键的是，晚期墓葬出土玉器不仅礼仪性玉琮、玉钺、玉璧数量骤减，其制作技法也与早期有差异，暗示着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体系发生了变革。作为国家策略的玉器生产体制变迁，对良渚早期国家而言堪称结构性转折，解析这一变革的社会背景与玉器生产体系的创新机制，是研究良渚文化早期国家演进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