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②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加强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培养”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④。截至2024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1300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1500万。⑤青年返乡创业潮不仅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和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踊跃进城务工，到新时代农村青年主动离城返乡创业，两代农村青年在去向选择上的显著差异，昭示着这一群体的主体理性已出现结构性张力变化。由此引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调整？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如何作用于返乡创业的具体情境？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又该如何实现互动调适？厘清以上问题，对于在返乡青年的个体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寻求更多关联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者，是指出生于农村，年龄在18～35周岁，拥有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经历，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知识、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愿意且有能力返回家乡创业，并主要选择从事“三农”相关工作的人员。目前，围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这一议题，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分析。学者们认为，农村青年一方面受到创业扶持政策、乡土文化认同和区域创业环境等外部因素驱动，另一方面也受到自身利益追求、家庭责任担当和个人价值实现等内在需求牵引，返乡创业是其基于个人发展、家庭期望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权衡后的理性决策。⑥二是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归纳。有研究指出，农村青年的返乡创业行动往往受到信贷融资、资源禀赋、文化环境和家庭资本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如果创业领域选择失当，则容易陷入脱嵌困境。⑦三是返乡创业的社会价值释义。学界普遍肯定其重要意义，认为返乡创业行动不仅可以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能推动返乡创业主体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补位”功能，推动乡村精英实现有序更替，助力纾解农村人口空心化与农业发展后继无人等问题。⑧ 上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返乡创业行动对农村青年家庭及其所在村镇的影响，对于返乡创业行动与农村青年主体性的关联性分析相对薄弱。其二，既有研究虽注意到农民主体性流变与城乡关系转型的内在关联，但所得成果多停留在静态的表征描摹层面，过程性分析有所欠缺。立足新的时代发展坐标，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社会转型两大社会现实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农民城乡流动这一经验现象。尤其对于农村青年而言，返乡创业并非简单的市场经营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行动。基于此，本研究锚定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这一群体，将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置于返乡创业行动这一具体过程事件中加以考察，通过探究多元理性在其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形成关于农村青年主体理性结构性张力的系统认识。在此基础上，厘清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实践的互动逻辑，助力实现农民个体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提升。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理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围绕个体行动理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维度展开探讨，发展出“农民理性”这一跨学科研究议题。基于中国本土田野的质性考察，本研究尝试突破农民理性的单一研究范式，通过构建多元理性分析框架解释农民个体行动。 (一)农民“理性”的认识跃迁：从一元到多元 所谓“理性”，是指人类超越动物所独有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个体唯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建立价值体系，形成对行动目的本身的认识，并调整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其完整意义而言，“行为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的实施”⑨。“理性”概念源于哲学范畴，后被引申至经济学领域。韦伯(Max Weber)将人的社会行动划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并针对经济行动提炼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概念。⑩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二元划分引发了此后学界关于农民理性的广泛争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前一派学者认为，农民行动的基本原则是“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比如，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指出，小农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小农家庭农场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发现，市场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将功利主义分析范式简单套用于考察农民理性并不恰当；波耶克(J.H.Boeke)同样观察到，当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至特定程度后，其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出现显著转向，基于这一发现，他提出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生存需求，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11)后一派学者则主张，农民会像资本主义的从业者一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投资最小化”。比如，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强调，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展现出的计划性和统筹性并不逊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也会计算成本、衡量收益与风险；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从中国农村市场的田野经验中发现，农民会根据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灵活调整种植结构和销售策略，因此他反对将小农视为自给自足的被动生产者。(12)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调和上述分歧，可称其为“中庸理性派”，黄宗智、杜赞奇等便是其中的代表。(13)这些学者认为，道义经济和经济理性是农民行动逻辑中的不同侧面，两者并不矛盾。以下是对三派观点的梳理与总结(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