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代际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代际流动，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正式提出了社会流动的概念，并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Becker和Tomes(1979)开启了运用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代际流动问题的先河，此后这一传统在经济学文献和社会学文献中得到传承，相关文献围绕收入、教育水平、职业、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维度对代际流动性展开考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维度之中，收入代际流动通常被认为是表征代际流动性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原因在于收入的可量化程度和可比性相对较高，且具有综合性，能够从整体反映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个人能力、运气等多方面因素。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明显的人口代际结构转型。“80后”“90后”青年群体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关于青年群体的代际流动问题，社会上流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加，使得青年群体面临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与此前相比有所加重。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如今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相比以往有了大幅提升，因而青年人的起点和条件明显优于以往，发展机会更加广阔，因而可能呈现出更高的代际流动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定量方法严谨地回应社会对青年群体收入流动性及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的关切。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六个调查年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在2010—2020年期间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个体在其各自达到25～30岁时工资性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并比较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地，本文对青年群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背后的可能原因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比较研究了“农村青年”“农转非青年”“城市青年”三个细分群体收入代际流动情况及其变化规律。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中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一般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维度展开(秦雪征，2014；李力行、周广肃，2014)。其中，收入维度的研究最为丰富。关于中国收入代际流动性演化，现有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一定分歧。经典社会学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推进，社会流动将趋于加强(Blau & Duncan，1967)。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收入代际流动性呈现整体性上升趋势，如陈琳(2016)、汪小芹、邵宜航(2021)，且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邹薇、马瑞祺，2024)。然而，另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代际流动性较低，收入格局呈现固化趋势，如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杨穗和李实(2017)等。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代际流动性在不同时期可能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如陈琳、袁志刚(2012)认为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2002年前大幅下降，后逐步稳定；杨沫、王岩(2020)认为中国收入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关于影响代际流动性的机制，已有文献主要从个人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代际流动性极为重要的个人家庭因素(Yang & Qiu，2016；赵昕东、侯凌毅，2023；徐英东、于潇，2025)。早在中国古代，教育科举就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途径(何炳棣，2013)。现代研究亦表明，教育因素是可识别的收入代际传递路径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孙三百等，2012；方迎风，2024)。除教育外，家庭借贷约束、父母个性、家庭文化、婚姻状况及政治身份等因素亦会影响代际流动性(刘怡等，2017；胡永远，2011)。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水平、种族、社区环境等因素(Fogli & Guerrieri，2019)，但这些因素在中国影响有限，基于中国背景的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多关注城镇化、劳动人口流动、贸易开放、扶贫政策等宏观因素(杨沫、王岩，2020；胡霞、李文杰，2022；魏浩等，2022；卢冲、张吉鹏，2023)。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研究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新关注点(方福前等，2023；刘翠花等，2025)。 青年阶段是生命周期中社会流动最为活跃的阶段，中年以后整体流动性通常显著下降。因此，青年时期的代际流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生命历程的代际流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强弱。国外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情况已经进行了广泛讨论(Terriquez，2014；Weber，2018)，而针对中国青年群体的研究则相对缺乏，这与当前社会舆论中对青年问题的担忧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年来，在经济增速放缓叠加人口结构转型的特殊背景下，青年群体焦虑情绪有所加重，舆论中关于青年人就业困难、阶层固化、“考研”“考公”“考编”竞争加剧等问题的讨论时常成为热点。国家语言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中，“躺平”“破防”等词汇上榜。这些内涵着焦虑和消极情绪的热门词汇，突出反映了当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加强青年群体代际流动性问题研究的迫切性。 此外，现有研究在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时，多基于“观察期固定—出生年份不同—观察年龄不同”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即直接采用横截面下不同年龄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年龄维度的重要影响①。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设计了“观察期随时间变化—出生年份不同—观察年龄相同”的比较分析框架，使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及2020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将不同年份出生的群体达到相同年龄段时的工资性收入代际流动性作为比较对象加以研究。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单一截面数据造成的跨期可比性问题，从而揭示不同年份出生的群体在达到同一年龄阶段时的代际流动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