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治理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方案

作  者:

作者简介:
葛天任(1984- ),吉林桦甸人,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治理、城市政治与治理、政治社会学(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
江淮论坛

内容提要:

如何治理智能社会是国家治理面临的新议题。基于全球社会学国际国内互动分析视角,国家智能社会治理普遍存在一个“三难”的政策选择:在大国技术竞争背景下,国家难以同时兼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风险治理三重目标的同步实现。通过对中、美、欧智能社会治理政策的对比剖析,中国智能社会治理应根据动态的情境变化和发展目标,阶段性制定政策选择方案,在优先实现科技持续创新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并最大程度缓冲社会风险。同时,引领构建国际合作治理体系,规避国际恶性竞争,在营造全球智能社会“良善”治理格局上贡献中国智慧。


期刊代号:C4
分类名称:社会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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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如何治理智能社会?

  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外溢性的“头雁效应”,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方式推动“智能社会”的到来。2023年,美国开放智能(Open AI)公司研发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引发人们对智能社会的热烈讨论,这意味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对人类社会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现有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和风险挑战。[1]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及其场景化应用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未来,而且还推动了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二者的互嵌重构正在为中国带来一场超大规模的“社会实验”。[2]

  然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一方面,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和政治传播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其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势必加深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并可能导致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3]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乃至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大挑战,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正反作用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将损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成效。如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小院高墙”等科技竞争战略就体现了大国之间的技术权力博弈,[4]其对中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均构成挑战。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如何治理正在加速到来的“智能社会”,面临治理目标与政策选择的多重考验。我国高度重视通用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陆续提出多项政策目标与治理倡议。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5]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和治理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6]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命题。[7]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到在“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新技术新赛道竞争更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显著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快速突破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使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

  显然,面对加速来临的“智能社会”,国家既需要推动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又需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还需要应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然而,在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国家能否同时有效兼顾上述三重目标?换言之,国家究竟应如何治理一个具有如此多重复杂影响且深具全球性特征的“智能社会”,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从全球社会学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充分检视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内智能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基于国际国内的互动与竞争,从全局视野和结构视角提出将“智能社会”治理嵌入国际地缘政治体系中加以探讨,并尝试提出国家治理“智能社会”的目标平衡与政策取舍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应对策略。

  二、“智能社会”治理的全球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对全球性社会现象的分析由来已久,其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框架为理解国家“智能社会”治理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国家“智能社会”治理需要考虑国际与国内双重视角,那么全球社会学理论基于“国际-国内”互动分析的理论传统恰恰能够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问题的分析提供更完整的解释框架。

  (一)“智能社会”治理的全球社会学分析:基于国际-国内的互动

  全球社会学理论主要源自社会学对全球化、全球社会和国际问题的深入讨论,其兴起于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实践及其对全球性社会现象的理论分析。全球社会学理论强调一是从比较和国际视野来分析全球性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如讨论全球化、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国际移民等问题;二是将全球社会视作一个区别于单一国家的,由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组成的世界体系,从整体全局性视角加以探讨。前者强调全球比较视野,后者强调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和结构性。[8]

  全球社会学对理解全球地缘政治体系提供了深刻洞见。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范式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的分析,还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对发展型国家、依附性发展的经典理论分析等,实际上均是从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全球社会学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出发来讨论全球性社会现象与问题的。

  全球社会学不仅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影响十分深远,[9]也为大国科技竞争与科学技术的国际治理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视角与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基于全球社会学理论,国家“嵌入”世界体系之内,国家行为及其自主性不仅需要考察激烈竞争的国际政治环境,还要考察本国社会结构特征,即从国际国内互动的视角加以讨论国家的目标设定与政策选择。就“智能社会”治理而言,国家的多重政策目标选择势必也要在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之下确定政策选项的优先次序。

  本文基于全球社会学的国际国内互动分析,将全球社会视作一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将“智能社会”结构嵌入全球地缘政治系统,构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的全球技术社会学理论框架,系统探讨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大国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境之下,如何同时兼顾平衡“智能社会”治理过程中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风险治理三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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