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人类社会正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各种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重组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过程，引发从生产关系到全部社会关系基于数字化逻辑的变革。其中，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引人瞩目。零工经济的出现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形态和职业群体，并且改变了劳动暗含的权力关系，传统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被劳动需求方、平台和自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取代。这一趋势同样引发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变革，重构了传统文化生产者(记者、摄影师、音乐家、时尚编辑、设计师等)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实践，催生出数字平台内容生产者这一新就业群体(Vallas & Schor，2020)。这一群体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属于数字平台文化生产者或从事创意劳动的零工。这类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呈现如下特征。首先，他们运用符号和数字图像技术进行创造性的自我表达；其次，他们高度个性化且工作关系处于流动状态，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最后，他们将平台当作“创业孵化器”，是数字经济中的“自我企业家”(Duffy，2017)。 社会学的劳动研究始终关注的一个经典问题是资本如何从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主导的理论解释。一种是结构性解释，认为资方的控制主要包括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组织控制。这类控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人被置于自上而下的层级支配关系中，管理者和技术直接规定并干预工作内容与规则；二是主体的意义、价值以及自主性被限制甚至被剥夺(布雷弗曼，1979；Edwards，1975；Aneesh，2009)。另一种是文化性解释，主要从工作自主性和游戏化(布若威，2008)、工作场所的文化塑造(Kunda，2006)和象征互动中的意义创造(Sherman，2007)出发来阐释劳动者对工作场所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和自愿投入。然而，数字平台文化生产者已经突破传统的工作组织关系，进入开放的商业交易市场。算法主要通过任务分配、动态定价、时空组织、制定具体执行规则和绩效评估等方式来管理劳动过程，但在本研究中，算法较少实施对劳动过程的直接干预和掌控。那么，资本会建立怎样的管理机制来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实践呢?本研究的理论潜力在于揭示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新型劳动形态和新型劳动控制机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选择数字内容创作者中一类在近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群体——社交媒体的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作为研究对象。该群体在近二十年来经历了从业余和兼职向职业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并在近十年形成了数字影响者(digital influencer)市场，越来越多的博主通过自我展示和个体化商业运作建立“自我品牌”(Pedroni，2023)。通过对26名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14名行业内相关从业者的深度访谈、生命史研究、网络民族志来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本研究识别出一种不同于其他非物质劳动形式的魅力劳动，并揭示出控制高度个性化和不确定的劳动过程的调节型劳动控制机制，以及在这一机制引导下的自我剥削和自我异化式主体的生成。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时代的消费文化与魅力劳动 1.数字时代的消费文化与新就业群体随着后工业时代和网络社会的到来，由生活风格和文化产品所构成的消费文化逐渐取代工作伦理成为市场与社会运转的核心原则之一(鲍曼，2010)。当代消费文化的核心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风格化：一方面，消费文化将生活塑造为一个在审美上令人愉悦的整体；另一方面，消费文化通过符号和图像创造来推动大众对新品味和新生活风格的追求(Featherstone，2007)。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不同阶层提供了展示生活风格和进行商品化自我表达的平台。 社交媒体的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扮演“品味制造者”和“文化中间人”的角色。“文化中间人”指设计和创造消费文化的相关工作者，他们在传播审美风格和消费品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aguire & Mathews，2014)。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正取代传统广告行业成为品牌向大众传播消费文化的主要渠道。他们通过建立自我品牌和扩大自身在数字平台的影响力，向平台受众展现一种“可购买的生活”(shoppable life)(Hund & McGuigan，2019)。具体而言，一方面，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通过对物、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以及自我叙事的建构，塑造有吸引力的生活风格和个人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将商品融入日常生活的展演，在把自己塑造为“真实”的消费者的同时，也将商品的文化意义和使用体验传递给受众，塑造消费者的品味、审美和消费选择。 2.魅力劳动与其他形式的非物质劳动 打造个人形象魅力的工作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最典型的魅力塑造活动是伯克(Peter Burke)描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如何通过时尚造型、生活风格和自我叙事的构建来打造自我魅力和个人风格(伯克，2007)。韦伯关于卡理斯玛型权威的论说探讨了权威与魅力如何相互交织，指出魅力通常在具体社会情境以及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中被建构(韦伯，2020)。 艺术、音乐、时尚、电影等文化市场的发展使魅力变成一种商品，产生了围绕魅力塑造展开的劳动过程。随着文化工业和创意经济的发展，大量电视、电影明星和时装模特的出现使得塑造魅力的劳动群体不断扩大。威辛格(Elizabeth Wissinger)基于对时装模特形象的魅力生产过程的研究提出“魅力劳动”(glamour labor)这一概念，指模特通过管理自己的身体、个性和工作表现，在身体和图像层面展现吸引力。威辛格指出，魅力劳动可以揭示身体和情感如何在时空维度上被组织和管理，从而将魅力劳动与一个提升、连接和优化的系统交织在一起(Wissinger，2015)。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的研究发现，审美经济的结构和内部关系赋予模特的外形以魅力和经济价值(Entwistle，2002)。米尔斯(Ashley Mears)的研究揭示了时尚产业中魅力的商品化和定价过程，指出经纪人和设计师、摄影师、编辑等时尚文化生产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建构了模特个人形象魅力的商业价值(Mears，2011)。相较于恩特维斯特尔，米尔斯更加强调人际关系和惯例的重要性，她沿用了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理论及其“交易圈”概念(circuits of commerce)。泽利泽指出，对现实社会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应当从差异化关系入手，人们会对人际关系进行区分，并用不同的名称、符号和媒介来标记它们。这些关系会将环境中的人和环境内外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泽利泽将各类关系构成的关系体系或关系网络称为交易圈。该交易圈有两个特征：首先，它由个人、家庭、组织或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协商互动所构成，涵盖从最亲密到相当非个人化的关系；其次，在这些关系中会发生独特的商品或服务的转移，并且转移过程使用独特的媒介，例如货币和礼物等(Zelizer，2004)。米尔斯将生产者网络和他们构成的社会关系体系以及他们所共享的知识与惯例进一步区分为“媒体圈”(editorial circuits)和“商业圈”(commercial circuits)，“媒体圈”中的生产者追逐声望，遵循“反经济逻辑”，“商业圈”中的生产者追逐金钱。本研究中不同市场主体之间构成的关系体系的动态运作围绕商品化与商业交易展开，所以本文将之定义为商业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