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形态”[1]，主要指“人们运用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揭示及表征的一种方式”[2]。这一叙事手法具有微观性，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经历与变化，更易吸引叙事对象的注意力。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作为价值观念的集合，“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3]，同时也只有经由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所验证，才能获得人民大众的真正认同并转化为引导人民大众改造世界、创造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说，“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4]58，充分肯定了社会生活之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活动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入驻民众头脑、扎根民众生活的恰切之道。进入数智时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深刻重塑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新的时代变化不仅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传播以及叙事空间发生变革，而且也诱发了“权力越位”“信息茧房”“主体隐匿”“资本裹挟”等风险挑战。基于此，立足数智时代大背景，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转向的基本样态、透视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转向的多元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转向的优化进路，既是回应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任务的客观需求，也是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神动能的现实诉求。 一、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转向的基本样态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变革性技术与主流意识形态耦合联袂，驱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的主体、内容、传播和空间均发生整体性跃升，大大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的实效性。 (一)生活叙事主体：从“官方主导”转向“多元参与” 关于叙事主体转向的思考，聚焦于回答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谁来叙”的问题。在传统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主要集中于党政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等权威机构和“官方人士”，叙事主体与叙事对象处于“上下有序”的分层状态。在此条件下，叙事对象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参与叙事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主流意识形态与叙事对象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无法得到有效弥合，叙事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入数智时代，数智技术的深度发展和嵌入使得人人都可以依托网络平台和数字设备获取和发布信息，这为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人民个体等非“官方人士”创造了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活动的条件，推动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格局。英国学者汤普森曾指出，“只有随着大众传播印刷媒体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能涌现为群众现象，因为在此以前象征形式的流通限于特定地点或具体阶层或人群。”[5]275这一论述以大众传播印刷媒体为例，充分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意识形态叙事活动的重要价值。在打破传统单一权威主体叙事格局的基础上，数智技术赋能叙事主客体的身份关系不断发生动态变化，以往“‘灌输—接收’的单向传输逐渐转换为‘理解—反馈’的交相互动”[6]，整个叙事过程更加凸显叙事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叙事格局为广大叙事对象提供了参与叙事活动的渠道，更能激发叙事对象接受和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趣与欲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呈现出群体性参与和集体性认同的新面貌，引导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活动由以往“官方主导”的被动实践活动转变为“绝大多数人”参与的自觉实践活动。 (二)生活叙事内容：从“宏大主题”转向“宏微并重” 关于叙事内容转向的思考，聚焦于回答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叙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7]69。就意识形态而言，其叙事内容“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并回应实际生活需求，才能真正发挥其说服人、引导人的功能”[8]。正如列宁所说，“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9]292。传统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多由权威群体制定，叙事内容无法实现对每一个叙事对象的精准适配，这决定了其叙事内容往往更具普遍性，多以“宏大主题”为基调，对叙事对象日常生活的关注度不够，呈现出“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的形态，缺乏趣味性和针对性。进入数智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为精准识别用户群体的行为偏好、生活习惯、议题关切以及发展动态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数智技术支撑下，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主动为叙事对象构筑“精准画像”，并基于“精准画像”生成符合叙事对象日常诉求、契合叙事对象生活习惯的个性化叙事要素，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内容的生产完成了微观转向。与此同时，叙事主体依循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0]525，紧紧围绕“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演绎和变迁推动个性化叙事要素的嬗变与革新，大大弥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内容与叙事对象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感。需要指出的是，在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并非只立足于微观视角运用数智技术汇集多元异质的生活叙事素材、提升生活叙事趣味性和针对性，同时还从宏观视角出发要求所叙之事必须秉持“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立场、遵循人民至上原则、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等。概言之，在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以“宏微并重”的叙事内容引导叙事对象从“大我”的宏大成就中窥见奋斗的“小我”，从“小我”的点滴努力中感知“大我”的民族精神，充分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生活叙事传播：从“单维传输”转向“全息浸润” 关于叙事传播转向的思考，聚焦于回答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如何叙”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11]585-586。在传统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主体主要依据口述、文字和图像中的某一种类型进行单维度结构展示、平面化刻板言说，采用的是单向线性传播方式，缺乏动态化呈现与交互性体验，对叙事对象日常生活的反映不够立体鲜活，信息传播实效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在这种叙事传播模式下，叙事主体容易陷入主场式微、话语失力、交流不畅等困境，叙事对象则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高深莫测”的刻板印象和“晦涩难懂”的逃离态度。进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数智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传播从单一走向多样、由单调走向复调、由人类互动方式延伸至人机交互环节。具体表现为，叙事主体借助各类数字平台和智能程序的技术优势，推动生活叙事活动从平面陈述走向立体展演，如利用具体而生动的数字视觉文化代替抽象且枯燥的文字表述，灵活化、多样化、立体化呈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亦如利用动态建模、虚拟现实、多模态感知等技术绘制出故事重现、角色建模、群像刻画的生动画卷，生成与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景象，为受众构建起具体的可感知的主流意识形态空间镜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渗入用户的认知、情感与实践。可见，在数智技术赋能下，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叙事一改以往文字时代对受众身体的长期遮蔽，借助数智技术建立起“智能推荐算法+个人智能终端”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传播媒介，从而将主流意识形态演绎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简单明了、形象生动的生活具象，使叙事对象从生活具象的表征和投射中获得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维式感官沉浸体验，有效增强了叙事对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共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