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赋予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独特的生存方式与历史命运，为其精神独立与文化自信确立了自我意义上的发展路向。从战略意义上讲，“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①。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在于民族成员把自身的思维方式、伦理取向、认知逻辑与价值判断内嵌于文化建构之中，使全民族的精神气质充分彰显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原创性命题。这昭示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将在文化自觉中实现主体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实践，对于摆脱精神生活的现代性症候具有何种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文化将以何种方式赋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主体意蕴，又以何种理路加以呈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从文化主体性视角深入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前提。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坚定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实践 精神生活作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属人”的主体实践活动。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蕴着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旨趣。一方面，精神共识的生成离不开民族共有文化的引领与凝聚。“个人作为文化生命存在所承载的不只是人自身生命存在的现实状况，不只是外在的文化环境和内在的文化因素，更是融入自己血脉中的文化传统。”③在主体的价值秩序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个人与共同体的精神生活相统一，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义上的“类生活”。另一方面，精神富有的达成离不开主体性文化的供给与充实。“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本质，是在合理性意义上建立特定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文化实践的主体性自觉。”④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文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普遍联结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孤岛”，人们可以通过丰富的文化实践获得更加多样的精神体验。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文化产品数量上的“多”，就能够实现精神上的“富”；实现精神上的“富”，以文化产品的“多”为前提，以文化产品的“好”为要求。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而言，好的文化产品势必能够在多元交织的现代文化谱系中使我们葆有文化自觉，势必能够在超越资本逻辑中凸显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势必能够在摆脱现代性症候中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约翰·汤姆林森指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⑤伴随文明普遍交往向全球化的历史纵深发展，文化主体性问题愈发显现。在世界文化激荡与文明交锋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构成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难题。习近平强调：“我们致力于全面发展，让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富足。”⑥在世界人民普遍遭遇精神生活现代性症候的历史场景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人民在精神生活中保持文化自我的公共性价值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传统相结合的文明方案，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的崇高追求。 从文化的自我意义上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内蕴着中国人民经久以来所坚守的精神理想、价值追求与文化信仰，是建立在精神独立性基础上的文明憧憬。钱穆曾言：“中国人的‘文化观’，其基本只在‘道’。道存，国家存，民族存，文化就传下；道灭，那就完了。”⑦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崇尚“道”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就是中华民族坚守精神独立性的鲜明标识，就是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思想涤荡中得以赓续的根本原因。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一些人曾一度对中华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萌生了文化自卑心理；无数仁人志士力图以文化变革与精神启蒙的方式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也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以其作为精神解放的思想武器，扭转了中国人民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被动局面，并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不断促进中国人民精神挺立与文化自信，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引擎。中国人民进入的新时代是一个更加强烈呼唤精神独立性的时代。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激荡中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独立性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影响，把文化自信自强上升为百余年来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他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⑧“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⑨把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与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相结合，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其实质在于使中华民族在赓续传承中实现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互促跃升，创设合乎中国逻辑的精神生活模式，并不断凸显其民族特质与文明追求，从而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只有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才成为可能的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生活构建与价值实践。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的共谋，使人的精神生活遭遇了普遍的物欲沉沦，在存在论意义上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尊严，滋生了精神上的焦虑、苦痛、恐惧与不安。在后工业时代，虽然人所占有与享用的文化产品愈益丰富，但意义虚无、人际疏离、文化漂泊等问题不断加深着人的精神危机，既造成了文化占有与精神富有的二律背反，也带来了个人主义高扬与公共性失落的秩序困境。进一步讲，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消费主义带来的异化与主体性的消解同时并存：物化现象通过符号资本运作实现价值增殖，而人的精神世界则陷入意义坍塌与价值空心化。这种异化机制不仅导致个体存在陷入单向度困境，更造成公共精神领域的祛魅化，使精神富有的伦理追求与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均成为资本增殖链条中的稀缺性符号。与西方现代化截然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同步实现，注重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协调互动，把建成文化强国作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⑩从实践论视野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普遍而广泛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实践一定是主体性的精神创造与心灵体验。“如果缺乏文化主体性，即使拥有再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缺乏精神自我，终将会迷失在现代文明的万花丛中。”(11)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也离不开共有文化的引领、凝聚与塑造，唯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时代土壤，才能产生深沉的文化认同与强烈的精神共识。从学理上讲，“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具有文脉自觉、进行自主创造、达到超越维度的文化生命意识”(12)。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全体人民在日常精神生活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过程，既内嵌着在共同体认主体性文化中形成精神共识的凝聚意识，也饱含着文以化人的精神传统与超越物化的文明自觉。从文化主体性意义上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精神独立性与精神主动性的双重特质，是能够在文化激荡中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典范生活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