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常以事物的发生为起点来认识其存在和变化——这一环节不仅关乎事物生成的条件与动力，更初步展现了决定其后续演变、发展乃至消亡的一般规律与本质属性。“学科”以科学为立身之基与进步之源，任何学科的系统化建构都必然要求对其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进行历史性审视，这种审视不仅是学科理论合法性的基石，更决定着理论对于实践的科学解释力、指导力和预见力。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学界曾围绕其发生的根源、标志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有益的探讨，但关于这类特殊社会实践活动究竟“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自学科设立40余年来仍然存在争议。这些争议或源于研究者所依托的理论框架不同，或因其视角和方法上的差异，抑或是由于对科学概念和事实的理解存在分歧，总之至今未能形成广泛的共识。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并将其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的前提下，我们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于学科建设发展的根本指导地位，还应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类社会现象的思想理论观点。鉴于此，笔者以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历史发生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尝试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们今天称作“思想政治教育”的那类现象之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基本观念，并借此探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起源，以期能够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学科基础性问题，作出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理论说明。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和观点，实际上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生活中各种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结果，而其本身又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存在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之中。基于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它既非与人类社会同步而生，亦不会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永恒存在下去。而要系统阐释这种历史必然性，首先需要明确其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前提”绝非静态的孤立要素，而是始终交织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1]424对于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一切现象和事物，与黑格尔将其历史发生归结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唯心主义路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现实的人”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19。他们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从社会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向我们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类特殊现象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 第一，现实的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教育活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从一般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特征的思想教育活动，它总是承载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并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然而，这些思想、观念和意识并非凭空而来，更不像各种唯心主义理论学说所描绘的那样，源自于某种超验的精神实体或主观纯粹的心灵臆造。唯物史观认为，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是作为人们的精神产品而存在和发展的，它们深深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2]525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在人类及其社会历史产生以前，当那些具有成为“人”之可能性的存在物，也即恩格斯所谓“过渡性的生物”[3]552，经过物质生产劳动同自然世界进行相互作用、交互创造而成为“人”并形成人类社会以后，人的意识便随之形成和发展起来。同低下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2]533-534，它也是一种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当人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逐渐“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534，这就使得人的意识从根本上代替了动物式的纯粹本能。人之所以能够同动物区别开来，关键在于现实的人是一种从事社会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类存在物，人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意识和意志的对象，从而超越动物的本能行为并摆脱其被动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的意识逐渐从对直接环境的感性反映上升为对周围事物的观念认知，并由此形成原始的宗教观念、道德观念等最初的社会意识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22。这种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意识和观念生产能力，不仅使人能够能动地认识并改造世界，也为社会生活中各种思想观念的传递提供了可能。 第二，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人始终在社会中生活，必然受到物质交往活动的影响而出现思想上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524基于人类个体生命存在与活动的有限性，为实现种族的延续和发展，人一方面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种的繁衍。就后者而言，我们不应把这种活动仅仅看成生命的孕育或人口的增殖，还应看到其所包括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一系列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524，“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520。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受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自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物质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因此，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归根结底只是人的社会生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思辨的色彩。同样地，教育作为精神交往的一种具体形式，本质上也无非是人们基于其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物质活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并通过手势、言语、文字等媒介来实现其精神生活资料生产，进而又反作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一种途径。而生产也就意味着还有分配和消费，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精神的社会联系，不断实现着精神生活资料的社会化传递与再生产。当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将劳动经验知识、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律令等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传授给下一代，这些新的人类生命也就在学习和实践前人同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相互斗争所获得之成果的过程中逐渐“成人”并使社会不断延续和发展下去。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一切社会成员本身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教育在共同生活中自然进行，思想、道德等的教育属于公共的、集体的财富，这是同原始共产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的必然结果，也是后来作为一项专门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生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