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同年，中共中央在《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②战略目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明确方向、指明路径。学科知识体系、学术知识体系和话语知识体系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应“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③即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学术知识体系和国家安全学话语知识体系。衡量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准有三点：一是学科知识体系是否得以构建；二是学术知识体系是否得以构建；三是话语知识体系是否得以构建。本文以学科、学术与话语为视角，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学术知识体系和话语知识体系，搭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以期为加快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一 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 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④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由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方向等三类知识体系构成。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是指交叉学科门类与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以及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与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方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有机知识整体。 西方安全研究首发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开启“一类以宽泛、跨学科学术知识为基础的研究”。⑤60年代末70年代安全研究传播到欧洲，形成一支独立的安全研究力量。伴随安全研究议题和研究主体日益深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化这一底色却日益彰显，正如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它从跨学科的领域逐渐演化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并列的国际关系两大支柱之一”。⑥时至今日，西方安全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学科范畴，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 中国的安全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在《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⑦1986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号召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⑧自此，中国的安全研究登上时代舞台，为世界安全研究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安全研究虽然起步比西方安全研究晚，但因紧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主题，以回应国内外重大安全关切为主线，特别是伴随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安全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硕果累累，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开启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钥匙 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第一个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国家，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宽广平台，从而助力推动国家安全学学术知识体系和话语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没有哪个学术术语和思想蕴含像总体国家安全观那样既凸显中国特色又对学科建设领航指引。作为标识性学术术语，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⑨“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⑩没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就没有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诞生，更谈不上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后，中国安全研究步入新时代。一方面，学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诸如政治、经济、国土、军事、科技、网络等领域安全问题和战略、法治、治理、技术等工具安全问题进行深入学理研究，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官方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落地。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把“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作为“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重点工作的明确目标，开启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新纪元。202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教育部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并把“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纳入其中，标志着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初步形成，即“交叉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方向”等三类知识体系框架的初步搭建。2021年，伴随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设置，全国部分高校围绕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等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方向，开始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实践，标志着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进入人才培养阶段。 纵观中国学科知识体系发展，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从2018年正式设置到2021年部分高校开启人才培养实践，仅用3年时间得以完成，这在中国学科知识体系实践中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中国安全研究过程中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是关键。这也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超过西方国家，实现学科发展跨越式的重要原因。虽然西方安全研究的历史漫长，但却没有形成主流国家安全观，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看作是安全研究路径，(11)而没有把它们称为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这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支柱理论，只是在论述国际关系理论时才对其所涉及“有关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追求安全”等问题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只是安全研究的途径，而不能被上升到国家安全观，充其量称为国家安全认知，并且这种国家安全认知仅仅把国家间而非国家自身作为其研究视角。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所形成的国家安全认知，不可能引领安全研究向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方向发展，其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缺失，导致其仅仅停留在国家安全专业研究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