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局”观念阐释时代变迁的思想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之中，深刻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历史演进过程中关键节点的敏锐把握，形成了一套阐释国家治乱兴衰和制度更迭的解释视角：秦汉时期，中国由“众建诸侯”的分封体制转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国家安全的关注焦点也从列国竞争态势转为国家内部治理，被称为“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①至南宋时期，宋元对峙的格局使得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成为国家安全最直接的挑战，时人谓之“华夷南北并持，千古变局也”。②其中，尤以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历史变局影响最为深远。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独立隔绝的文明发展状态，剧烈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李鸿章将其称之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③在内外交困的双重挑战下，晚清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也经历了从传统“天下观”向立足于民族国家和国际法体系的现代“主权观”的历史转型，深刻塑形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现代化路径。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背景下，晚清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面临着哪些冲击与挑战，又是如何实现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主权观”的接续和更替的？这一问题是贯通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命题，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深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植根于中华文明在相对独立环境中所孕育出来的“天下观”思想体系。“天下观”反映了古代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体系，塑造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华夷差序格局，并强调通过道德感召和文明教化维系国家安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内在逻辑，深刻影响了历代王朝的安全实践，但也在近代与西方主权安全观的碰撞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构建了一套以自我为中心，涵盖地理空间、心理认同和伦理秩序三个层次的认知体系，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贯通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天下观”。④“天下观”的形成与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与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也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述，⑤反映了将地理空间概念和政治秩序相结合的思想雏形。至春秋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明确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礼记·中庸》包含的“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观念，⑥揭示了思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传播模式。在战国时期，“九州”“四海”等地理概念的整合，使“天下”的概念已然超越了具体的领土和地域范围，逐渐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秩序构想。在这一构想中，“天下”呈现为同心圆结构：中国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上国”；“天子”则代表上天统治人间。处于同心圆外围的则是周边少数民族，通过定期贡纳表达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对中国政治权威的承认。周边民族要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必须经过中华文化深刻的改造，即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⑦这一系列构想奠定了“天下观”的制度与文化基础，即将中国视为独立的世界体系，而非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在“天下观”影响下，中原王朝依照臣服程度和距离统治中心的远近对周边国家进行等级划分，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华夷差序格局，并强调以道德感召和文明教化作为维系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最理想的安全保障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守在四夷”。《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⑧指明只要国家能内修德政，使得外邦怀服，则安全问题自然得解。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历代王朝多倾向于通过文明教化将周边政体逐步纳入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当中，深刻反映了“天下观”影响下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认知与实践。 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历代王朝尽管在国家安全思想的具体理念上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以“天下观”为思想基础的华夷秩序始终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至清代，随着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其国家安全体系也趋于完善。清政府通过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准噶尔、设立驻藏大臣与伊犁将军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将世界划分为三重关系：即“天朝上国”、周边藩属、“化外各邦”。在此观念主导下，清廷将西方国家视为蛮夷之国，与西方国家的通商往来则被视为“天朝上国”施于“蛮夷”的恩惠。这种理念深刻反映出清王朝的“天下安全观”与近代西方国家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安全观”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