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人工智能迅速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领域之一。人工智能芯片①作为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成为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的主要标的。②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策略，对先进半导体实施精细的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则进一步将此类管制“工具化”，使之成为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 对美国出口管制的传统研究多从国家视角出发，将具有全球业务的跨国科技企业视为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本文则提出一个“国家-企业-技术”三维互动框架，旨在揭示大国技术竞争中的国家与跨国科技企业的双向重塑现象。国家凭借行政权力制定规则约束企业，其核心关切是维护国家安全与技术霸权。跨国科技企业则追求全球利润与市场垄断。目标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力博弈关系。技术是两者之间关键的中间变量。对跨国科技企业而言，对技术的垄断是其权力的来源及与国家博弈的工具。企业对产品性能和技术标准的调节能够制约乃至影响国家政策的效力。对国家而言，技术既是遏压竞争对手所需管制的对象，也是与对手展开战略竞争的筹码。 在此框架下，本文认为，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绝对主导者英伟达(Nvidia)公司并非此进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英伟达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权，通过“规则博弈”和“权力捆绑”两种核心策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拜登政府出口管制政策的直接冲击，更深度介入并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体现了跨国科技企业在大国博弈中日益增强的政治能动性。本文将首先分析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政策起点，继而分阶段剖析英伟达公司的应对策略及其政策影响。 一 政策起点：美国对华人工智能竞争的认知与焦虑 自2022年底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这一划时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后，其展现出的强大能力引发了美国对人工智能颠覆性潜力的重新评估。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方无疑将中国视为这场人工智能“全球竞赛”中的最重要对手。拜登政府的总统副助理兼国安会技术与国家安全协调员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就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目前最有可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对手”。③具体来看，美方之所以看重中国，主要出于客观事实和主观担忧两方面原因。 客观事实方面，中国在多个基础性、结构性领域具备极大的竞争力。首先，在人才基数与产业基础方面，中国具备规模优势。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四倍，④拥有超过10亿的互联网用户和占全球比重约30％的制造业体系。⑤这种规模化的市场和应用场景产生了海量数据，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其次，在基础设施与资源层面，中国的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突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巨大，稳定的电力供应至关重要。2023年，中国的总发电量约为9.46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32％，是美国总发电量(约4.18万亿千瓦时)的两倍多。这为中国建设和运营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构成了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一项基础性优势。最后，在大语言模型(LLMs)领域，中国模型正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出色的成本效益快速崛起，展现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主观担忧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能力将对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一，美方感知到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进步，因而担忧失去在相关领域的经济优势与市场份额。2025年1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了R1大语言模型，成本仅为OpenAI公司同类模型的2％；⑥7月，另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Moonshot AI)发布的Kimi K2模型也在多个关键基准测试中超越西方竞争对手。这些都震动了美国战略界，拜登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就表示，“在我们所担忧的各方中，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质量最高”。⑦为此，美方担忧若中国持续投入巨额资金用于人工智能研发、硬件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将可能抢占21世纪人工智能产业主导地位，进而影响美国整体经济竞争力。⑧其二，美方鼓吹中国人工智能在军事与安全技术应用方面的威胁。Anthropic公司称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中国的“网络间谍”能力。⑨网络风险管理公司Armis称中国会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收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用户数据，针对美国特定人群开展定制化虚假信息宣传，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舆论与意识形态竞争格局。⑩ 由于上述客观事实与主观担忧不断被渲染，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增强已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风险，并将人工智能视为一场“定义未来”的竞争。(11)美国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就警告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失败的风险是比气候变化更大的“生存威胁”；(12)同时，美国国内要求以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模式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便是美方对中美人工智能领域战略竞争态势的认知与战略焦虑的结果。因为美方认为，要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美方的最大优势在于先进芯片及其所需的基础技术领域。(13) 遵循这一政策逻辑，美国政府达成了跨党派的战略共识，即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在最能卡中国“脖子”的技术领域保持并扩大优势。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曾说服荷兰政府阻止ASML公司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具极紫外光刻机(EUV)。(14)拜登政府则更进一步，奉行“小院高墙”政策，不仅对制造设备，还对先进半导体实施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不过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规则对美国盟国的公司给予了豁免，使得荷兰和日本公司利用这些豁免条款帮助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和军事现代化。(15)因而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伊始，便指示国务院和商务部找出并堵住所有现有出口管制措施中的漏洞，从而确保美国在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保持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