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各国深度交融，人类社会已然成为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孤立地实现持久繁荣。然而，全球化浪潮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挑战：核武威胁的阴影未散，人口激增与粮食供需失衡相互交织，资源紧张引发的竞争加剧，族群矛盾与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这些问题，不再是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务事”，而是形成相互传导的系统性风险，考验着全人类的协作应对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下，零和思维与单边行动只会加剧危机，唯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新范式，才能引导人类文明度过这场“大转型”。中国立足于这一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深入思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在这一倡议的实践版图中，周边地区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第一道“接口”，承载着经济合作与安全协调的双重功能，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毗邻的边疆或边境地区，更是中国推动周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沿，它们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屏障”，也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桥梁”，堪称“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②，其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周边关系稳定，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独特作用。③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的陆路门户，拥有漫长边境线和多个国家级口岸，与东北亚各国在能源、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在深化区域合作、衔接双循环中，战略价值独特。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存在明显发展落差。④东南亚已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年提出)，中亚于2023年升级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南亚也提出了“中巴发展共同体”，而东北亚区域合作仍停留在“合作伙伴关系”的浅层阶段，命运共同体建设层次较低。⑤这种落差既凸显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探讨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发展合作困境的迫切性。2025年4月8—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这为东北地区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战略方向。如何立足于东北地区的地缘禀赋与发展实际，破解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梗阻，推动其从“合作边缘”向“枢纽节点”转型，进而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可持续的实践路径，这是本文着力阐释的核心议题。 一、东北：作为一种现象的发展困境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赋予东北三省在周边合作中的战略支点地位，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⑥。作为中国参与东北亚合作的核心枢纽，东北地区兼具滨海、边疆、枢纽、末梢等多重属性⑦，但其发展始终受“东北现象”⑧困扰：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因素的叠加，这里一直存在着“工业生产步履维艰”⑨“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⑩等问题，经济发展屡振不兴(11)。 这种发展困境的形成，与东北特殊的工业化历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通过“一五”计划(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54个布局在东北)，快速崛起为“共和国工业引擎”，并在三线建设时期承担了“战略输血”功能，(12)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定位也埋下隐患：计划经济烙印深厚，东北是第一个进入，且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的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资源型初级产品，与东北亚邻国形成“能源输入—商品输出”的深度依赖格局，从而面临产业替代和选择的战略抉择。(13)作为中国对接俄蒙能源的前沿，黑龙江省2023年进口能源产品达1619.9亿元，占全省进口总值的73％(14)，其中，自俄进口煤炭占比长期超60％(15)；而东北地区的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又经满洲里、绥芬河等陆路口岸，流向俄罗斯，形成“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循环。理论上，东北与东北亚国家这种依存关系的正向逻辑，是相互激活、资源互补，进而形成理想的经济共生体。但事实上，这种“依存”成为多重枷锁，最终导致“负向循环”，使得东北地区形成资源型经济惯性，陷入“过境经济”的陷阱。例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经东三省、京津冀、环渤海南下，抵达上海，这虽提升了全国保供能力(16)，却未带动本地能源、化工产业升级；而东北地区输出的机电产品、日用百货仍以中低端为主，与日、韩高端制造相比形成竞争劣势，最终导致长期存在区域贸易逆差，陷入“资源换商品”的低附加值循环。 另外，东北地区的要素流动失衡，整体人口流失较大。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东北三省人口同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1101万人(17)，而这与东北亚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形成鲜明对比。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劳动力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能源行业作为远东经济支柱，其用工压力尤为突出(18)；在蒙古国，青年失业率达13.8％(19)，这一比例可以说在东亚地区位居前列，且60％的失业青年拥有高等教育背景。这种互补性本应形成跨境劳动力流动网络，却因合作机制缺失未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与此同时，朝核问题等安全议题、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停滞，导致东北难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图们江区域合作因朝俄政策协调问题进展缓慢。这种“安全-经济”的双重屏障，使东北三省在全国开放格局中逐渐趋于边缘化。在2021—2024年间，东北三省进出口额分别仅占全国的2.87％、2.88％、2.95％、2.85％(20)，这与其区位优势严重不符，进一步凸显出产业结构单一、高附加值产品不足、以依赖资源型产品为主的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