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①在历史上曾遭遇过数次挑战，但从未丧失政策主导地位。②在克林顿时期，美国部分反华势力曾借助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攻击接触政策，但这一观点未引起广泛重视，美国依旧坚持对华“全面接触”。小布什竞选时曾将中国称作战略对手，其任上也曾发生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争论，但当时大部分人士都肯定接触政策的效果，美国仍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趋势，美国对华认知逐渐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新兴大国，美国的战略焦虑感和挫败感持续加深，冲击了其一贯的霸主心态，滋生了国内精英和民众的对华不信任和不满情绪。④在此背景下，美国政策界⑤自2015年起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激烈辩论。⑥辩论的结果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接触派落入下风并向竞争派妥协，双方达成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也由“接触”走向“再平衡”“竞争”和“竞赢”。近几年来，亲特朗普人士又大肆炒作“新冷战”论调，⑦意图进一步加大对华竞争甚至遏制力度。伴随着2025年中美关税战的不断升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更趋激烈。 在中美关系史上首度出现的美国对华竞争共识必然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⑧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而未能对战略竞争共识形成的过程机制展开深入讨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共识形成”与“政策变革”的过程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厘清这些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探索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国内政治根源，剖析大国竞争格局背后的人为建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把握美国战略心态转变的历史规律与现实动向，为我们制定有效应对战略提供关键依据。此外，通过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互动范式的理解。 本文主体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关于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问题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第二部分引入倡导联盟理论，并借用安全化理论和旋转门概念对其进行调整、丰富，形成新分析框架；第三、四、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内容，逐次讨论倡导联盟推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酝酿、塑造、固化的过程；最后为结语部分。 一、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转变：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关于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的问题，学界已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国际体系的宏观层次，西方学者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和近期的“经济见顶”论均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极度悲观的预判，国内学者则从后冷战时期国际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中国大国崛起与中美权力地位差距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复兴与国际社会的“新冷战”阴影等角度给予解释。⑨他们认为，随着21世纪前十年“历史终结”的终结，美国霸权地位面临日益增长的战略压力，零和博弈思维的回潮促使美国从小布什时期起形成了维持现状与遏制修正并存的战略定位，并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将这种定位融入对中俄的“双遏制”总体战略设计。体系层次的分析准确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宏观背景，但难以揭示这种转变背后的演化机制和过程细节，西方学者的零和叙事还不断塑造有关大国竞争的主体间感知，或将引导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⑩ 在个体领导人的微观层次，国内外学者也从决策意象、领导人代际更替、特朗普性格特色等角度做出了研究探索。他们指出，中国对美政策的能动性以及中美高层人员的密切联系，有效化解了小布什对华强硬的政策冲击，促使其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而非“战略竞争者”。(11)然而，美国当下已全面进入代际“第四转折期”，“婴儿潮”一代产生的新总统将在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下扩大对华战略竞争，(12)而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治言论和难以预测的个性心理更为此增添了不确定性。(13)微观层次的分析引入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但“作为集体行为的外交政策的施动者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决策者，而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国家”，(14)因此，微观分析无法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提供全面和过程性的解释。 目前，围绕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呈现出向中观层次靠拢的趋势。中观层次主要涵盖社会和政府两个分析视角。在社会视角下，学者们认为，近十多年来，美国国内精英和民众对华认知的明显负面化变化，引发了愈加激烈的中国政策辩论。美国政策界主张对华竞争的声音居多，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声音在减少。民粹主义为美国政府将对华关系安全化提供了社会基础，而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则促成了美对华政策偏好的整体转变。(15)在政府视角下，学者们指出，面对急剧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差异化需求，并将其作为政治博弈的抓手和筹码。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构成对华政策突变的催化剂，为美国政府推出强硬政策提供了组织和制度支撑。(16)中观层次的分析考察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将相关研究带入全局把控和细节探索并重的新阶段，但它未能将多元行为主体整合进一个分析框架内，无法呈现各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政策变革的动态图景。 总之，既有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转变背后的复杂因素，但未能突破各分析层次间的壁垒，难以呈现多元主体的行为机制和政策变革的动态过程。为弥补上述不足，亟须引入一个兼具层次整合性与过程追踪性的理论工具。本文认为，倡导联盟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聚焦政策单元内多元主体的功能角色，描述其合力干预政府决策的行为路径，因而能满足相关分析需求。因此，本文拟通过借用并丰富倡导联盟理论以搭建分析框架，系统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形成的过程机制。 二、倡导联盟及其运行机制 倡导联盟作为一种政策过程理论，常被用于解释一国国内持有特定政策信念的群体通过倡导活动塑造政策共识、推动政策变革的过程。倡导联盟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同样适用于外交政策变革过程分析。本文认为，通过借用安全化理论与旋转门概念修正、丰富倡导联盟理论，有助于探讨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