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主题与分析视角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2013年10月，中国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①2025年4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②十多年来，中国对周边外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后的首次出访均选择在周边国家。在党的十八大后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家，在党的十九大后将越南与老挝作为首访国家，在党的二十大后则以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和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为首次外访活动。2025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全部属于中国周边国家。 相比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名称的变化本身就体现出新时期中国对周边外交更为重视。首先，会议名称本身强调它是在“中央”层面召开的会议。冠以“中央”的会议是全党、全国最为重视的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为名召开的会议仅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其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外共同做好周边外交。周边外交仅强调落实主体是外交部门，而周边工作则强调在推进周边外交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落实主体不仅是外交部门，其他国内各部门也要积极协调、联动。本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对此明确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③。最后，相比于“座谈会”，“会议”显得更为严肃与庄重。“座谈会”常指非正式的讨论会议，而“会议”则是围绕特定议题进行讨论、交流或决策的正式活动，“中央会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重大决策、政策制定和战略部署召开的高级别会议，它不仅讨论主题明确，而且政策性强，旨在统一思想并贯彻落实。 随着对周边外交的愈加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朝着向稳向好的大趋势发展。截至2025年4月，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并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④。除不丹外，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之外的14个国家的战略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建立的。⑤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并加紧布局中国周边等情况的变化，周边地区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新态势。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⑥，这是中国对周边外交环境新变化的深刻判断。面对新的地区环境，在中国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思路创新，不仅对于运筹周边外交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当前有关周边外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布局、实践机制以及理论创新等方面。关于战略布局，主要涉及研究周边外交地位升级、周边秩序塑造等。⑦关于实践机制，主要研究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双边、区域、周边全局的外交实践与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⑧关于理论创新，主要强调理论创新必要性⑨，并围绕“周边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等有关理念进行研究⑩，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后，也有学者开始对“亚洲价值观”进行研究(11)。但总体而言，目前缺乏针对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后的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的整体性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一方面试图揭示中国新时期提出的思路创新是对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试图揭示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思路创新是对历史上传统大国周边外交思路及实践的超越与创新。如果说前者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外交实践与理论创新，后者则更多汲取其他大国的外交教训。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不仅兼具中国视角与时代意蕴，更蕴含世界视野与历史根基。 二、中国周边新环境推动外交思路创新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周边格局既是世界变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又受世界变局的深刻影响，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新变化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及其依托力量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 美国超强实力的全球影响以及其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做法，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同时很多战略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使得中国周边形势更为复杂。“美国在中国周边实施‘贴身紧逼’战略，给中国周边外交的工作带来严峻挑战”(12)。由此可见，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不仅在于周边问题本身，更在于大国竞争外溢，周边外交所面临的矛盾也是中国外交矛盾的集中体现。 尽管中国不愿与美国开展竞争，但受制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出竞争性。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总是围绕竞争与打压展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任职首日专门提出要重新审查同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随后对中国发动关税战(13)，其任命的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等均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体现出其未来四年对华政策的主要导向。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打压力度的加大，打压重点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开启对华战略打压，另一方面频频出访中国周边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该时期特朗普累计出访23个国家，其中中国及周边国家达9个，基本覆盖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及南亚(印度、阿富汗)地区，展现出其对华战略打压的地缘重心方向。拜登政府更是将安全、经济、外交资源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以用于对华战略打压，其倾力打造的美日韩三边机制、美日菲三边机制及芯片四方联盟以及“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表示将继续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屡屡提及朝鲜半岛事务并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其继续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对华战略打压的迹象(14)。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给美国对华打压提供了重要抓手。此外，周边地区具有很高的经济重要性，统计显示，2024年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1万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0.3％(15)。鉴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地位，企图围堵、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国，显然对周边地区更为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