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①正处于探索多元化发展理念与路径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结构和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促使合作诉求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开始寻求平等共建、规则共商与成果共享的国际合作模式。②相较于以资源输送与规则输出为主导的传统合作方式，新型合作更强调制度结构与实践经验的双向嵌合，也更加依赖多边交往中积累的行动知识与规范共识。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合作过程中协调各国的发展诉求、政策目标与技术水平，有效衔接多元合作要素，成为当前全球南方合作理论与实践中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然而，在理论层面，主流国际合作理论仍植根于全球北方的发展经验，其基本范式长期受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主导。③这些传统理论在本体论层面，或强调物质的主导性，或强调观念的根本地位。④在方法论上，则以“结构优先”为分析取向，依赖于权力结构、制度设计或文化观念的稳定性假设，⑤进而在解释当前包含全球南方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呈现出三重局限：一是对过程的漠视，合作过程被简化为静态制度安排，忽视规则与规范在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性生成机制；二是关系性遮蔽，合作关系被视为观念内化的结果，忽视身份与角色在实践交往中的建构；三是实践性缺位，行动来源过度依赖西方经验演绎，忽视不同发展路径下，参与主体的在地知识贡献。正是这种对合作机制的生成性、历史情境特殊性及知识生产多样性的系统性忽视，不仅削弱了现有理论对复杂合作演化逻辑的解释效度，更暴露了其认识论根基与当前实践的结构性错位。 在现实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在具体合作实践中也面临多重困境。首先，方向协同层面，各国在发展理念、战略目标与合作意图上的认知差异，导致合作仅停留在原则共识上，难以进一步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实践路径。其次，议题设置层面，南方国家长期处于被动响应位置，缺乏对合作议程的主导权，使合作项目脱离本国发展实际，呈现碎片化、外生化的倾向，难以形成基于自身发展诉求的内生性议程。最后，执行层面，合作行动常受限于标准、能力与经验上的差异，易陷入模板复制或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合作成效。 在此背景下，探索并提炼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合作范式，不仅有助于突破主流理论的解释局限，也能回应全球南方合作的现实需要。作为由南方大国发起并获得广泛响应的合作实践，“一带一路”以发展导向为核心，其机制化建设过程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场域。⑥尤其是中国与柬埔寨的共建实践，由于启动时间早、持续周期长、行动层次多样，已成为观察南方国家间合作机制演化逻辑的理想样本。然而，以扶南德佐运河项目为代表的合作实践所引发的国际舆论争议，⑦反映出西方主导的国际认知依旧局限于“新殖民主义”⑧“债务陷阱”⑨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传统地缘政治叙事框架中。⑩这种叙事模式通过标签化指认，削弱着南方国家在合作实践中的主体性与正当性。当理论解释盲区与现实行动困境交织，南方国家间的合作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实践经验被边缘化，难以在既有国际认知结构中获得正当位置；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尚未系统转化为可供阐释的理论资源，难以在全球语境中形成有力回应。南方话语的长期缺席与西方叙事的持续主导，共同构成认知偏见的积累与固化。 因此，本文提出“发展对接”概念，以过程建构主义、关系理论与实践理论为基础，阐释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的生成性、合作关系的演化性与合作实践的在地性，形成“战略对接—需求对接—技术对接”的行动框架。为验证该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与适用性，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实践为案例，通过微观经验的拆解与对理论逻辑的回溯，提炼出“发展对接”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发展对接”这一概念的意义。总体而言，“发展对接”的提出，意在厘清全球南方合作的机制特征与行动逻辑，探索一种贯通宏观结构约束与微观实践动态的中层解释路径，进而推动构建能够回应发展多样性与情境复杂性的全球南方合作理论。 二、“发展对接”理论的特征及行动框架 “发展对接”理论是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国际合作理论，以发展共识为价值原点，通过战略对接、需求对接与技术对接，驱动多元发展主体在持续互动中生成合作行动规范、建构关系网络，并生产合作知识资源，进而推动形成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合作秩序。下文将详述其内在特征及行动框架。 (一)“过程—关系—实践”的理论特征 “发展对接”的理论内核呈现为过程性、关系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性揭示合作机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动态生成与演化；关系性强调合作行为体之间身份角色的相互建构；实践性关注物质资源与知识生产的协同作用。三者共同构成理解全球南方推动合作范式转型的理论要素。 1.过程性 在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关于合作的论述中，将过程分析置于边缘位置。新现实主义将合作视为权力结构约束下的有限理性选择，(11)强调的是结构的决定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尽管关注合作，但将合作过程还原为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信息透明度的制度工具，(12)忽视行为体互动对制度演化本身的构建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合作是在长期互动下基于习惯与认同的体系文化选择结果，在早期研究中虽强调过程，但随着结构建构主义的理论化，过程被物化到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因果机制中。(13)主流合作理论对过程性的忽视，根源在于将国际秩序视为既定存在，预设合作源于结构安排或规范内化。这种思维取向遮蔽了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也难以解释在制度供给不足、权力不对称、文化异质性等条件下，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持续构建自主合作机制。 “发展对接”以过程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合作理解为嵌入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在过程建构主义看来，过程与行为体相互建构，共同参与社会化实践，过程所具有的时空特性，为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提供了基础性条件。(14)历史性与社会性共同构成过程的内核，历史性是过程的纵深基础，社会性则在主体互动中赋予过程以意义。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历程来看，历史性维度体现为一种将“发展作为生存逻辑”的集体路径，是南方国家在应对霸权干预与新自由主义危机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反应。其历史根基可追溯至持续的反殖民解放运动，并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合作中，逐步形成主体意识与发展共识，进而推动独立自主的互动实践。社会性维度体现在，国际秩序中的规范与规则在主体间性建构的过程中产生，(15)被接受的规范与规则又进一步形塑后续的互动过程。全球南方国家在合作过程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接纳、“东盟方式”的形成以及“非盟原则”的确立，均是在互动经验的积累中、随发展阶段的演进而不断调整的产物，并作为被普遍认可的规范与规则，进一步推动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