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既有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合法性危机。一方面，战后建立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规则制定与价值评判长期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形成以“单向承认”为特征的等级结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则日益显现出权威弱化、代表性缺失与执行不力等问题，旧有治理体系渐趋失灵。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增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各类跨领域议题不断涌现，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并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既是对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革的积极回应，也是应对全球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系统性方案。该倡议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脉络，致力于弥合长期存在的治理合法性赤字，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①。本文以“相互承认”为逻辑起点，探究全球治理合法性缘何失范，进而探析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合法性缺失 二战后确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多边制度框架。然而，该体系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权力格局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好，造成权力结构固化与代表性缺失。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发展议题的凸显，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体现当前的国际权力格局与回应新兴力量的诉求，亟须进行改革以弥合体系内部的深层裂痕。 (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与制度基础。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密切相关。1945年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战后世界政治秩序逐步确立。当时的全球治理主导规范、价值与制度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导设计，而非通过真正的多元共识或平等对话形成。因此，自建立伊始，该秩序便蕴含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与排他性，其规则体系更多反映西方利益与意识形态偏好，而非全球共同需求。 首先，战后国际秩序体现了多边主义的初步制度化，这与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相呼应。其核心支柱是联合国体系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者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为国际政治安全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框架。尽管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与否决权制度体现了当时大国协调与现实平衡的需要，但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这一安排逐渐暴露出代表性与适应性不足的缺陷；后者则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秩序，依托关贸总协定(GATT)重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然而，在全球经济与安全领域，这种制度化合作的实际运行逻辑，却建立在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之上。例如，在固定汇率体制下，美元是唯一与黄金挂钩的核心货币，体系内成员能否顺利参与并分享增长红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当时国际信用体系的维护能力。 其次，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资本逻辑与制度扩散相结合，呈现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为中心的自由市场规则的单向外溢。例如，“马歇尔计划”与关贸总协定的实施，体现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重建模式，通过开放市场、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经济共同体。与之相伴，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也成为资本扩张与制度输出的载体。战后初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国家重建和解决国际收支困难，客观上促进了全球贸易。但自1980年代起，为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两个国际机构将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和财政紧缩等政策作为贷款条件，强化了由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②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在早期也主要反映了西方工业国家的利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空间有限。上述制度安排及其附带的强制性条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体系的过程中，面临过早开放市场、削减公共支出的压力，这在其国内制度不完善、产业竞争力不足的背景下，往往对其本土产业培育与经济政治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③发展中国家若要获得贷款，不得不接受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发展陷入了对西方的依附困境。 再次，非西方国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有限融入与制度依附暴露出早期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裂痕。以“七十七国集团”(G77)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治联盟试图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提出“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倡议，④表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满，要求其进行改革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虽然该倡议未能实质性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但它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即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自身与发达国家存在发展鸿沟，要合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进而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出有力的“南方声音”。⑤广大发展中国家愈加重视自身的发展问题，借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对话平台，合力反抗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二)冷战后全球治理突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扩张与国际制度碎片化。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进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⑥新自由主义以效率和竞争为核心理念，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区域贸易协定和跨国投资体制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此阶段，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是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建制秩序向以市场与资本逻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转型。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全球扩散，尤其是通过世贸组织(WTO)的建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附加条件，试图将非西方国家纳入其价值体系；而在全球治理层面，则体现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多层次体系的形成。该阶段全球治理的制度化扩展实际上是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为中心的权力再集中过程。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和私有化导向使当时全球治理合法性的所谓标准愈加体现资本逻辑而非基于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