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对于偏见、偏执和狭隘来说是致命的。” ——马克·吐温[1] 0 引言 入境旅游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塑造国家形象、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2]。自2023年12月以来，中国不断优化国际旅游者入境旅游办理手续，扩大单方面免签政策的适用范围，延长过境免签时间，以促进国际交流和旅游经济发展①。上述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便利了外国游客入境，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China travel”(中国游)已成为境外社交媒体热词。有媒体指出，“中国游”视频彰显了中国的丰富文化、开放姿态和真实形象②，有力地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抹黑。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中国游”热潮是在一种较为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当前，国际上多股保守主义政治势力迅速崛起，逆全球化现象频现，旅游业作为世界主义要素的传统观点日益受到威胁[3]。一方面，旅游业本身会直接被异化为彰显地缘政治秩序(如流动等级制度、全球南北发展格局)[4-5]和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如经济制裁、旅行限制)[6-7]的工具，以及成为承受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影响(如战争冲突、外交争端)的被动客体[8-9]；另一方面，旅游是构建现代性和全球社会秩序，创造秩序效应的重要途径[10]，能够深刻影响地缘政治进程。游客的经历会延续或挑战人们对其他人和地方的看法，并且因为国际旅游活动往往发生在国家官方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外，从而使其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话语建构中获得了更强的影响力[11-12]。 目前，由免签政策推动的“中国游”正在发展成为破除国际污名、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抓手，亟待旅游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本轮“中国游”热潮作为一种新现象，目前对其研究较少，且现有研究多基于传播学视角开展。其中，部分学者强调“中国游”视频的传播媒介创新，突出社交媒体平台的作用[13]。而更多学者则强调视频拍摄者的叙事策略创新，如数字叙事策略[14]、景观化与生活化的双重叙事[15]、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合力效应[16]。然而，上述研究忽视了一点，即在本轮“中国游”热潮之前，已经存在运用新媒体平台和视频形式介绍中国、提升中国形象的尝试，传播媒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游”所产生的中国国家形象叙事体系重塑效果。因此，相关研究可能需要回归“中国游”自身内容，对其中所呈现的旅游活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做进一步讨论。此外，已有“中国游”相关研究也较少将视频观众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并且多关注理论演绎，而缺少实证探讨。为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本轮“中国游”中涉及的地缘政治因素，使用扎根理论对“中国游”现象进行分析，讨论其在中国国家形象叙事体系中产生的变革作用，旨在深化对旅游业在地缘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并为如何通过旅游提升中国形象提供启示。 1 文献回顾 1.1 地缘政治与旅游研究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被广泛使用而又含义不明确的术语[4]，在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视角转向。早期古典地缘政治重点关注国家的地理和物理条件，将地缘政治理解为研究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7]。然而，由于在二战时期与法西斯主义的密切联系，地缘政治的相关研究在二战后一度陷入沉寂[18]。 地缘政治的学术复兴与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的兴起密切相关[19]。该理论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借鉴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进行分析[20]。批判地缘政治提出，每一个明确关于或隐含涉及国际政治的陈述，都包含若干话语建构而成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以维系和挑战特定权力关系、服务和削弱特定利益[21]。上述思想一方面驳斥了古典地缘政治所持的地理决定论立场[19]，要求重视地缘政治话语的建构[22]；另一方面还强调了“权力-知识”关系，突出政治家、媒体、学者等治国精英组成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23-24]。具体而言，治国精英通过建构地缘政治话语，从而使人们形成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差异的地缘政治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常常与基础设施、大坝、导弹碎片等物质性因素相结合，最终反作用于政治[25-26]。然而，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这些早期观点被指过于注重精英视角，而忽略了对地缘政治话语产生深远影响的非国家或非精英机构[27]。 受这种批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大众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28]，其关注“标志着地缘政治日常经验的实践和表现”[27]，强调普通用户、网红、自媒体等主体在地缘政治叙事中的作用。随着大众地缘政治转向强调日常性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作为一种日常实践的全球产业，旅游业成为审视地缘政治的绝佳视角[4]。旅游凝视、旅游相遇等概念被相继引入旅游地缘政治研究的概念矩阵之中[29-30]。一方面，游客的世界观和旅行的意识形态目的为理解个人游客在所游览景观中的真实性体验提供了条件[31]；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通过旅游业中的日常互动和相遇等具身体验而得到体现，并由此形成对旅游实践背后权力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4，32]。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还推动了大众地缘政治的数字化转向[33]，这使得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被扩展到个人创作的博客、视频等新媒体形式[34]。并且，这种数字媒体形式还以其“情感复制”能力进一步促使地缘政治研究更加关注情感问题，并推动地缘政治与非表征理论相结合[33]，关注“亲眼目睹”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无需沉思的知识”[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