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华严宗儒佛道三教关系思想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曹振明,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东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

原文出处:
世界宗教研究

内容提要:

目前学界对以慧苑、澄观、宗密为代表的唐代华严宗三教关系思想的发掘和探讨尚待深化,有些认识亦有待辨析和澄清。本文认为,慧苑已有在分判三教的同时又融通三教的自觉理论构建;澄观在彰显三教之“异”的同时亦十分强调三教的相融相通,并以“总收”和“总拣”相结合的“会通”自觉方法论对此作了系列理论构建;宗密三教关系思想的根本旨趣与澄观三教关系思想一脉相承,是对澄观三教关系思想根本内涵的自觉继承和发展。尽管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理论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三教关系思想确实表现出在前后延续中不断深化发展的特征,在中国佛教、三教关系乃至中国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今天如何更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亦具重要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B9
分类名称:宗教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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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鼎立”格局业已形成并日益稳固,如何把握和处理儒佛道三教关系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华严宗是创立于唐初的中国化佛教宗派,“三祖”法藏(643—712)一般被视为华严宗的正式创立者。①在法藏之后,法藏“上首门人”慧苑(673?—743?)、华严宗“四祖”澄观(738—839)、华严宗“五祖”宗密(780—841)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明确而专门、系统的持续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深刻的三教关系思想,成为汉唐时代三教关系理论探索和构建的佼佼者,尤其是华严宗“五祖”宗密的三教关系思想已备受学界瞩目。但是,目前学界对以慧苑、澄观、宗密为代表的唐代华严宗三教关系思想的发掘和探讨尚待深化,有些认识有待辨析和澄清。本文对此作一梳理和探究,敬请指正。

  一、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

  慧苑是华严宗“三祖”法藏的“上首门人”,他“内外兼通”,对于“华严一宗,尤所精达”②,但因对华严宗“三祖”法藏的华严宗思想作了一些改动,慧苑“被后世华严宗人排除在(华严宗)‘正统’之外”③,导致包括三教关系思想在内的慧苑思想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应有的足够重视,甚至遭到曲解。

  在佛教的判教方面,慧苑提出了不同于华严宗“三祖”法藏的“四教判”,并将中国固有的儒道二教明确地正式纳入其中④,不过,慧苑的此种做法,受到华严宗“四祖”澄观的批判,在澄观看来,佛教判教只能用来判摄佛陀的不同教说,若将“外道”儒道二教明确纳入佛教判教之中,是混淆了“外道”儒道二教和“内道”佛教的“内”“外”之别,是不可取的。⑤澄观的此种批判,并未充分揭露出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甚至对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有所遮蔽。

  与澄观重点从混淆“内”“外”之别角度批判慧苑的“四教判”有所不同,现代学者多认为,慧苑将中国固有的儒道二教明确地正式纳入“四教判”的佛教判教之中,其实是为了对儒道二教和佛教进行区别,并对“外道”儒道二教展开批判。镰田茂雄先生指出,慧苑提出的“四教判”将儒道二教明确地正式纳入其中,用意是彰明儒道二教和佛教的根本性差异,对混淆儒道二教和佛教的看法表示反对,维护佛教不同于儒道二教的“纯粹性”。⑥王颂先生同样认为,慧苑将儒道二教正式纳入“四教判”中,其实是为了“批判”儒道二教等“外道”,“批驳”把佛教“如来藏随缘”说和儒道二教“易、自然或道生育万物”说加以“混同”的观点。⑦韩焕忠先生也指出,对包括儒道二教在内的“外道”进行“批判”,是慧苑“四教判”的重要特征。⑧王开府先生亦主张,在儒佛道三教关系方面,以佛教为基本立场的慧苑“对儒道还是批判而非会通”⑨。与现代学界的一般看法不同,有学者曾觉察到慧苑的“四教判”将儒道二教明确纳入其中,表现出“融会摄取”儒道二教的意涵⑩,不过并未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证,学界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那么,慧苑的儒佛道三教关系思想内涵,到底为何?应当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们不妨回到慧苑“四教判”中有关佛教和儒道二教的相关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慧苑在彰明儒道二教和佛教之差异的同时,又将儒道二教和佛教融会为相互融通而不可分割的系统化统一整体:

  一方面,慧苑指出,以孔子和老庄为代表的儒道二教,分别秉持“易为万物之始,生于万物故”和“自然为万物因”“道为万物因”等观点,并不掌握佛教的“因缘”“性空”原理,也不同于佛教的“如来藏缘起”学说,倘若将儒道二教和佛教加以混同,则是对儒道二教和佛教理论差异的“不识”和“未辨”,可见慧苑并未混淆儒道二教和佛教之间的差异,而是对儒道二教和佛教的差异有着十分清醒的自觉认知,并且对混淆儒道二教和佛教的做法确实秉持鲜明的反对立场。(11)

  另一方面,慧苑将中国固有的儒道二教明确地正式纳入“四教判”中,确实从形式上将儒道二教和佛教纳入一个整体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切“法”的内容上看,慧苑还从佛教立场出发,主张“世及出世、情非情类,莫不皆依真性建立”,强调含儒道二教在内的“外道”因“迷”真性而辗转变现出各种“虚妄”的“世间”之“法”,但不管是“虚妄”的“世间”之“法”,还是“真实”的“出世间”之“法”,它们“莫不皆依真性建立”,不难发现,慧苑不仅从形式上将儒道二教和佛教纳入一个整体系统,而且确实表现出以佛教为基本立场、以佛教的“真性”为理论根基,自觉地从一切“法”的内容上将儒道二教和佛教调合和融会为一个相互融通而不可分割的系统化统一整体的思想诉求和理论建构。(12)

  同时需要注意,虽然慧苑因改动师说而被后世排除在华严宗“正统”之外,但对慧苑本人而言,他并未改变或放弃自己的华严宗人立场,与其师法藏一样,慧苑同样主张,《华严经》(华严宗)在整个佛教中属于“称法本教”,具有“该众典以为源”的最高地位(13),并明确强调:“一切三乘五姓,无非此经(指《华严经》)之所被者,此中总摄现为、当为、四生、六趣、外道、阐提,一切皆尽。”(14)很显然,慧苑确实依然秉持着鲜明的华严宗人本色,主张“该众典以为源”的《华严经》(华严宗)具有“总摄”一切物我万法(“一切皆尽”)的显著特征,其中不仅可以“总摄”佛教的各种不同教说,而且可以“总摄”包括儒道二教在内的“外道”等。在此亦可发现,依然秉持华严宗人鲜明本色的慧苑,确实具有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会中国固有的儒道二教等“外道”、将儒道二教等“外道”和佛教进行融会贯通的思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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