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发生学问题，一直是中西方宗教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基本问题之一，无论是有关“宗教定义”的争论还是有关“宗教本质”的界定，这些曾经引起中国宗教界热烈讨论的、始终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其背后都关涉到宗教的发生学。而作为宗教发生学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的发生认识论”，更是在西方哲学认识论这一强大的学术背景基础上延展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被中国学界称为“反映论”的对宗教本质的界定，并成为当前中国学界对于宗教本质的基本看法：“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①从认识论角度对“何为宗教”开展论述，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在继承西方传统认识论视角的基础上对宗教定义进行了创新。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学术发展经历了社会科学化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范式拓展，试图通过新的材料从科学化视角对传统哲学议题加以深入探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资料的收集、心理学领域实验方法的创立，既是对这一范式拓展的回应，也是其重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宗教发生认识论的研究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20世纪，以列维-布留尔和让·皮亚杰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延续以“人”为考察主体的视角之上，分别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新资料，在对人类思维、认识的研究中拓展了宗教的发生认识论。20世纪末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宗教学界在认知科学这一新的学科视野带动下，在多学科交融与创新的新局面中，“宗教的认知科学”应运而生，结合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大脑神经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视野，试图将传统人文、社会、自然这三大独立而界限分明的学术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将人类普遍的、生物的认知倾向作为宗教观念产生的根源，为思考宗教的发生认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在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中，从认识论角度开展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偶有的探讨仍然局限在聚焦某位传统西方哲学思想家的路径之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建设亟待以上方面的深入和加强。一方面，鉴于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宗教发生认识论相关理论处于研究空白状态，亟待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宗教发生认识论研究的后续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理论发展有深刻了解基础上，我们需要开展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元理论思考，助力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理论创新。本文对于列维-布留尔和让·皮亚杰的研究，正是对以上这一学术呼吁的回应。无论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其理论内涵有更深入地把握，还是试图在中国宗教学元理论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有所突破，都需要我们在遍览世界文明知识体系之下寻找新的理论发展点。 在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中，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以其对原始人的心智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后各学科任何研究人类思维问题的学者都绕不开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这一思维研究的起点。众所周知，瑞士学者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是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大家，其通过实验方法开创的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此后发展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其理论引入美国之后，形塑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世界儿童教育领域。尽管同为思维、认知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人物，然而，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由于科学作为社会制度所施加的规训力量，②两人学术命运却截然不同：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诟病，以致他一生都埋首于修改自身理论。而皮亚杰却声名鹊起，其学术享誉全球，直至今天仍在发挥其影响力。这两位有着学术思想渊源关系、共同致力于在认识论方面开创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学术大家，为此后学界思考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的思维认知方式谱写了一首完整的乐章。正是基于两者对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初社会”和个体人生之初的“童年时期”的共同研究，后来心理学和人类学得以在其基础之上开展跨文化的思维认知合作研究，为促进人类认知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宗教学而言，基于两者的研究去探索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的宗教认知和宗教思维，是一项能够开拓广阔研究前景的尚待开拓的事业，尤其对于认识论视角的宗教发生学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学界现今对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尚停留在民族学、人类学或者哲学关于前现代社会的研究领域，并未为心理学界或者宗教学界所涉及，而对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宗教的关注，只有个别学者有过较为粗略的介绍。③因此，本文将以跨学科的视角对列维-布留尔和皮亚杰有关发生认识论中的宗教研究加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研究的结合思考对于宗教学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学的宗教发生认识论：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研究 (一)列维-布留尔其人及其研究 正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上半叶欧洲学术界呈现的巨大发展与多学科的纷纷确立一样，列维-布留尔的学术生涯既承袭了哲学这一主流传统又接纳了当时学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材料、方法以及新学科视野。他的学术奠定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之上，在其学术的早期阶段，曾出版了包括《近代法国哲学史》(1889)、《莱布尼茨之后的德国思想》(1899)、《孔德的哲学》(1900)等在内的多本哲学著作。20世纪初期，他成为索邦大学现代哲学史教授，其学术兴趣集中在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深受在巴黎高师求学时期的校友兼朋友、实证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影响，开始对强调实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产生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最早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道德科学》(1903)中显现出来，在该书中他的视野超越了对欧洲自身的关注，主张一种带有人类社会文化演变视角的跨文化的道德体系的科学研究，由此开始了他对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当时被称为“原始社会”)的关注。在道德体系研究之后，他试图从认识论角度去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即前现代与现代的思维差异问题。从此，列维-布留尔正式从哲学领域踏入了当时在法国巴黎被称为民族学的人类学领域。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他出版了一系列与原始人的智力和思维研究相关的著作。如同涂尔干和莫斯一样，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抛弃了传统思辨性的论述，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大量使用新的资料与证据，包括大量的传教士、旅行家有关异域的记述，早期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民族志文献等，正是从当时被欧洲人称为“未开化”或“野蛮人”文化所呈现的诸多现象中，他梳理出了原始人独特的思维和心智特征，提出了一种名为“原始思维”的理论。尽管19世纪下半叶是进化论从生物学走向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鼎盛时期，该学说统治了当时主流思想界，然而，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初，新的学说开始试图对其加以纠正，如人类学界的德奥传播学派或英国传播学派，对古典进化论所主张的“人类心智的一致性”提出了批评。列维-布留尔并非传播论学者，但他的原始思维研究同样处在对古典进化论的批评立场之上，他反对孔德的人类发展阶段论的研究，反对英国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泰勒、弗雷泽的主张，通过借鉴涂尔干和莫斯等人的社会学研究，他将原始思维的研究建立在“集体表征”的社会学基础之上，从社会学而非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人类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