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为收回战时被日本强占的山东权益据理力争，而英法美三国完全接受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原决定屈服于列强压力，然而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代表拒签和约，遂成近代中国外交及政治变动的一大转折点。不过，在日本极为重视、力争通过的人种平等案(日文多用“人種差別撤廃”，主要目标是在国联盟约中列入人种平等原则)上，①中国和日本同处黄种人阵营，与英美白人集团对立。同期中国舆论场上，中国思想界和政界人物、日本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代表欧美在华利益的英文媒体就人种平等问题展开讨论交锋，表现出错综的竞合态势，凸显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种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华英文媒体为防备中日“联合”挑战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削弱人种平等诉求的正当性，宣扬“策略说”——日本以人种平等案为获得山东权益的幌子，相当程度上形塑中国人对人种平等案的看法。 日本学界对巴黎和会期间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及其失败的过程、原因和影响有较充分研究，②但部分著作着力渲染此提案对20世纪第三世界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积极影响”，极力淡化提案背后的日本私心。③实际上，人种平等被拒绝写入国际联盟盟约、日美围绕移民问题愈演愈烈的矛盾，甚至被昭和天皇用以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辩护，成为日本粉饰法西斯侵略行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④中国学界更关注和会上围绕山东议题的交锋，部分涉及人种平等案的论著未深入剖析中国舆论场中关于人种平等案的论战。⑤有关人种问题的研究偏重思想及概念层面，未深入勾勒人种平等议题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具体展开，以及提案讨论对近代中国革命进程和知识分子的影响。⑥基于此，本文着重呈现当时中国舆论场中，中、日、英美三方关于此提案的认识、论辩及考量，再现中国思想界如何以新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方案，尝试超越日本帝国主义私心甚重的人种平等主张，走向被压迫民族联合的革命道路。 一、人种平等案的提出及讨论 明治维新以来，取得与欧美诸国的“平等”地位是日本的重要目标。随着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一战期间加入协约国阵营并夺取包括山东在内的德国势力范围，与列强“平等”的目标似乎正在逐步实现。然而，以英美为核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极为警惕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参与瓜分世界的活动，加上日本身为当时所谓“世界五大国”⑦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国家，欧美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进一步发酵。对日本人的歧视性政策和“黄祸论”的渲染，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遏制日本的重要形式。日本一方面“脱亚入欧”，努力融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另一方面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向英美国家要求“种族平等”。1915年初，因欧洲战局胶着，日英两国围绕日本出兵欧洲条件等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实现英国及其自治领和殖民地范围内的人种平等，被日本政府列入其补偿要求之中。⑧长期任外相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更公开撰文称，打破被白人歧视的境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后日本最重要的任务。⑨ 1918年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在11月7日外务省召开的会议上，政务局第一课课长小村欣一在《关于和会大势与日本未来应对策略》中明确提出，要在和会上努力实现人种平等目标，此文件成为日本政府谋划人种平等案的指导性文件。⑩随后，在当时日本实际的最高外交决策机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围绕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问题，外相内田康哉发言称： 国际联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最终目的虽为帝国政府所赞成，但鉴于国际间人种偏见未完全消除，达成上述联盟目的之方法，事实上很可能会对帝国造成重大不利。此外，究应予联盟加入国和未加入国何种待遇，亦为难题。因此应尽力拖延(国联)具体方案之议定，不仅要尽量使(人种平等原则)成立，亦要讨论其实行方法，进而至将来合适时期，根据各国的关切实施。尤其在组织国际联盟之际，帝国切不可被孤立于联盟之外，若出现必须成立某种具体提案的形势，为了防止因前述人种偏见对帝国不利，应尽可能采取适当保证措施。(11) 内田既担心日本被排除于国联之外，又担心加入维持种族偏见的国联对日本不利，将国联承认人种平等作为日本赞同其成立并加入的核心条件。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也批评国联倡导的平等主义停留于理想，担忧国联将成为“一等国”维持现状、抑制日本等“二等国”发展的工具。(12) 和会召开前，日本舆论即开始为人种平等案造势。主流媒体如《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刊文强调，人种问题很可能成为国际联盟的内部隐患。较强硬的媒体如《万朝报》认为，日本的和会目标不清楚，在国际上态度亦不够强硬；此次和会有必要承认人种平等，美国也应赞成这一与自身主张一致的原则，毕竟虚伪是国际交往中的大忌。(13)《国民新闻》创办者兼主笔、日本知识界领袖之一德富苏峰撰文称：“对日本而言，在美国总统极力倡导的国际联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白人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只要日本公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在白人社会中受到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组建国联的目标就无法完全实现。”(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独立运动、战争期间发生的十月革命和新诞生的苏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有力鼓舞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和会召开前，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强烈关注，并指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他主张参加巴黎和会的亚洲国家联合起来抗争，将“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诉求提高到“第一重大”和“根本上终结亚洲国家被压迫历史”的地位，“照威尔逊总统的说话，当然没有人种的偏见……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领事裁判权，改正协约关税等，枝枝节节的提议，大方的多，扼要的多”。(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