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被置于其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2025年3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的政策简报明确指出，关键矿物对美国军事准备至关重要，而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控制着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多种矿产的大量矿藏，构成国家安全风险①。这一安全焦虑被迅速外化为强势政策实践，特朗普政府在多个区域积极推动以安全换资源的策略，甚至以安全保障承诺作为筹码，迫使乌克兰签署矿产合作协议，凸显其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野心。中亚地区关键矿产资源丰富且地理位置重要，成为美国全球关键矿产布局中的战略支点。2023年9月举行的美国—中亚“C5+1”峰会将构建多样化、可持续、可靠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作为其核心议题之一，旨在通过推动资源开采和原材料加工领域创新与区域协调，减少对特定国家的战略依赖。2024年2月，双方进一步启动首届“C5+1”关键矿产对话(CMD)，深入探讨美国在该地区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前景，并单独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高级别官员就矿产投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25年11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亚“C5+1”峰会上，特朗普强调关键矿产是此次峰会的关键优先事项。在美国—中亚“C5+1”机制建立十周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势必借此契机强化机制职能、拓展合作议题，将关键矿产合作推向更深层次。本文基于对美国中亚关键矿产战略定位和演进特征的系统性梳理，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亚关键矿产战略的延续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探究其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与地缘战略博弈中的多重影响，从而为中国应对中美资源博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升制度应变能力与规则竞争力提供有益启示。 一 美国中亚关键矿产政策的战略定位与演进特征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大国战略竞争交织的背景下，关键矿产资源已成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与技术领先的核心要素。中亚地区凭借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储量，逐渐从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大国资源博弈的战略支点。特朗普第一任时期，美国首次将关键矿产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通过行政命令与多边机制，逐步深化对中亚地区资源的布局。拜登政府则进一步推动这一议题的制度化与安全化，试图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与“C5+1”关键矿产对话等机制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一系列制度强化与战略演进的推动下，中亚地区在美国关键矿产政策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其重塑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关键节点。 (一)中亚地区在美国关键矿产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中亚地区关键矿产储量丰富，拥有全球38.6％的锰储量，30.1％的铬储量，20％的铅储量，12.6％的锌储量，8.7％的钛储量，5.8％的铝储量，5.3％的铜储量，5.3％的钴储量和5.2％的钼储量。其中，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铬储量国家和第二大铬生产国，该国的铬储量估计为2.3亿吨，而全球铬储量为5.7亿吨。哈萨克斯坦还拥有世界第五大锌储量和第八大矿石储量，是已探明铜、镉和铝土矿储量排名前20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第11大已探明的铜储量，以及适合大规模采矿的银、钼、硒、镉和锂矿床。塔吉克斯坦是锌探明储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还拥有大量的铝、银、铜、锌和铅储量。吉尔吉斯斯坦也具有中高地质潜力，可以大规模开采九种关键矿产②。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关键矿产储量丰富，使得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关键矿产需求的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大国越来越多地在中亚地区布局争夺这些关键矿产资源，引发了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而言，争夺中亚关键矿产资源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满足国内高速增长的关键矿产需求。美国近年来对关键矿产的需求激增，预计2035年对锂、镍和钴等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比现在高出23倍③。但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确定为关键矿产的50种矿物中，有12种关键矿产完全依赖进口，另外29种关键矿产进口依赖超过50％④。美国国内关键矿产产量难以满足其日渐增长的关键矿产需求，对海外关键矿产存在刚性需求，而中亚地区丰富的关键矿产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的关键矿产焦虑。在美国现行关键矿产材料清单里，锰、铬、锌、钛、铝、铜、钴、镍、锡、锂、石墨等11种关键矿产都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储量(详见表1)，而钪、钇以及15种镧系元素等稀土矿物在中亚地区也有巨大的开采潜力。因此，中亚地区成为美国海外关键矿产战略的重要目标。
其次，重构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并强化美国主导地位。目前，关键矿产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原材料转变为全球高技术、绿色经济与国家安全竞争的核心战略要素，其经济与技术关键性日益凸显⑤。长期以来，以西方跨国矿业集团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凭借对资源开发权、流通渠道与期货金融体系的控制，不仅主导关键矿产价格制定机制，还利用价格波动与资源稀缺性收割全球利润⑥。在此背景下，中亚地区被视为提升美国关键矿产产业链主动地位以攫取产业经济利益的关键地带。通过将中亚地区纳入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美国企图在关键矿产的开采、加工及定价机制中强化制度主导权，使经济与战略回报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