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扩大生产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以“单位”为核心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单位不仅承担生产职能，还在住房、医疗、福利等方面发挥全面保障作用，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引入和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加速，原有以单位为中心的管理体制逐步转型。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党政机关、国有和集体企事业等仍具明显单位色彩的“体制内”组织，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体制外”组织并存的二元格局。这不仅分割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导致福利保障体系的差异化：体制内劳动者普遍具有更稳定的福利保障，而体制外劳动者则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从而在社会资源获取、社会认同和价值态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制的影响并未随着制度转型而消失，而是通过二元格局的延续和家庭再生产渗透至代际层面。它不仅塑造劳动者当下的行为与观念，还潜移默化中塑造下一代的态度偏好。由于单位制与福利获取紧密相关，对福利态度的认知和取向具有长期而深刻的作用，本文将研究视角置于代际过程，比较父辈是否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子辈在福利态度上的差异，以探讨单位制在代际间对福利观念形成与延续的作用，并评估其在解释福利观念变迁中的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考察宏观社会改革与微观家庭再生产的交互过程，揭示父辈单位制内工作经历对子辈福利态度的塑造机制，从而阐释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与民众观念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父辈单位制经历的子辈投射 1.单位制下的福利保障及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政府福利责任指政府在社会福利中担当的职责角色[1]，福利态度(welfare attitude)是民众对资源和生命机会的(再)分配以及对旨在改善不利条件的公共政策的规范取向[2]，或对幸福状态与社会福利制度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作出回应的一种倾向[3]，其与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角色联系紧密。艾斯平·安德森基于去商品化、社会分层、国家市场关系标准，划分不同福利体制类型[4]，在政府福利供给水平由低到高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福利国家中，民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主观偏好也相应从弱到强[5]。在国家内部，不同制度空间、物理空间福利供给也存在制度性差异，从而造成民众福利态度分化。[6]而单位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与福利获取紧密关联，也深刻影响中国民众的福利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单位为基础的刚性就业制度。单位组织作为一元化的资源配置工具，国家(公共)福利与企业职业福利混合一体，劳动者在单位内享受企业直接生产的、全面、平等的福利保障。[7]同时，单位组织也支撑起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8]、实行国家治理的组织体制，即单位制[9]，单位作为国家管理部门与单位成员中间的法团化组织，使国家权力和党的领导得以实行[10]，也使国家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能分配到个人，构成“国家-单位-个人”的强制性联结模式[11]。单位组织与单位制的存续形成一系列“单位现象”，包括造就单位成员的依赖性人格，即单位内劳动者对单位组织高度依附。[12]在“国家-单位-个人”的体系中，对单位的依赖实质是对国家的依赖[13]，因此形成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高度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整体上的单位制逐渐式微，但部分组织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其特征，尤其是国有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它们对劳动者福利的保障责任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其功能反而有所“升值”[14]。不同体制空间内劳动者在福利的种类、数量与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体制内外的福利隔离与排斥。[15]这种差异，形塑劳动者不同的福利态度。单位制内劳动者虽然不似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指望单位包办一切，但仍留恋于原有福利文化，努力维护自身福利权益[16]；单位制外劳动者有更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17]，偏好政府有更小的责任与权力边界。 需要追问的是，单位制对劳动者态度偏好的影响是否在代际间有延续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单位制内工作的代际传递出现弱化，劳动者有了更强的自主职业选择性。这一过程中，父辈单位制内工作的经历是否仍对子辈的福利态度产生影响?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单位制与个体态度偏好间关联的讨论，更好阐释单位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同时，相较既有研究呈现的个体所处空间对福利态度的影响，能够更好地从历时性角度挖掘福利态度形成机制。 2.“代际-世代”交互中观念的代际传递与更替 观念的形成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和更长期社会化过程[18]，特别是深层次的价值观，在个体成长期形成后很可能保持稳定[19]。早期生活经历与社会化过程包括家庭中(自然代)的纵向代际影响以及社会中(社会代)的横向世代影响。挖掘父辈单位制内的工作经历对子辈观念的代际影响，必然关联对“自然代中的代际传递”和“社会代中的世代更替”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