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乡村自治色彩较为浓厚，国家倚重乡绅等地方精英联结上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村干部取代体制外精英来负责上通下达。“国”与“民”的联系，“党”与“群”的联系，都高度依赖“干”与“群”的人格化联系来实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因为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这种联系的效果悄然弱化。为了更好更直接地了解群众诉求，回应群众需求，全国各地都开始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政策文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已经成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策略，也成为帮助“国”与“民”“党”与“群”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手段。然而，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数字技术介入毕竟增加了治理成本，也未必在所有的场景中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治理效益，难免在政府内外引发了不同的评价，某些做法甚至被批评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看待新生事物需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标准，尤其需要着眼未来判断当下，借助理想观照现实，本文将从乡村治理体系的走向中建立评价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新视角。 一、乡村治理数字化与“新双轨政治”的提出 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再次提出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将建设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列为推进管理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五大任务之一。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地方的积极实践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措施。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地区的快速覆盖，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日趋深入，这在较发达的乡村地区更为明显。 关于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当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府科层体系内部时，通常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研究表明，将政府的某些职能在网上展开，可以加快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传递，简化政府工作流程，裁减冗员、削减行政费用、节省行政办事时间，起到了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①而且，通过改进沟通方式，数字化转型也可以提升政府部门与其他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②当数字技术运用于管理和服务群众时，人们的评价发生了很多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治理模式原本更加人格化的乡村地区就更为明显。一般认为，数字化发展已经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性质，也形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语境。③比如，各类微信群的搭建突破了构建乡村公共空间的局限性。④数字技术密集导入农村社区创生了线上社区，从而呈现线上线下“双层社区”的景象。⑤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数字化转型承载着有关部门对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的期待，大量的应用场景因此被开发出来，在各地推广。从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看，数字技术的运用的确有助于完善乡村的多元治理格局，其能够增强主体之间的连通性，促进社会内部横向连通；重塑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促进政府内部组织连通；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政府与社会纵向连通。⑥在治理数字化高歌猛进的态势下，一种指望数字技术“包打一切”的执念似乎正在形成，⑦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警惕。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本身存在未知的风险，其无法完全替代政治和科层制度，一旦政府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就有可能回到传统泰勒主义管理模式，甚至生成“技术利维坦”。⑧还有的学者发现，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可能引发“乡村性”危机，冲击数字乡村治理伦理，出现乡村治理主体凭借“数字武器”违反乡村治理伦理和规范，危害乡村和国家发展的现象。⑨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领域的运用，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对于新生事物的利弊采取辩证态度是中国人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张雅勤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技术通常需要恰切的社会性调适，以便弥合技术主义与公共性价值之间的张力，“数字悬浮”的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性和人格性的矛盾。⑩也就是说，乡村治理数字化引发的诸多矛盾中，技术性和人格性的矛盾是一对主要矛盾。笔者也赞同这种分析，因为它把握住了治理数字化的中国特质。与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不同，中国的治理数字化意味着既要运用新手段完成数据的自动获取和处理，又要帮助国家重构党群联系的方式，畅通政社互动的渠道。我们不能停留在“既要，又要”的习惯表达中，还要进一步把握矛盾演化的未来趋势。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未来发展可以带来的最理想状态是什么，为了达成这种最理想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本文的思路是，如果能够提出一种理想状态，辨别其成立所需要的条件，也就建立了一种评价当前现实的标准。 费孝通认为，健全、持久的政治必须上通下达，来去自如。(11)即便是传统中国的各个王朝，也努力追求这种境界。只不过囿于幅员广大、交通信息条件不便和官僚政治等诸多因素，传统中国的上下联系比较曲折，很多时候，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被分成两条轨道，这被费孝通概括成“双轨政治”。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种更加直接和通畅的上下联结方式形成了，熊万胜等人认为“双轨政治”变成了“并轨政治”。(12)通过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与群众路线的机制，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都通过干群联系完成，并不需要另外的轨道，双轨并成了一轨。这种可以同时双向传递信息的通道被比喻成“光纤”，取代了原来只能单向流动“水管”的隐喻。从这种历史脉络来看，数字技术介入乡村治理是在已经并成一轨的政治沟通轨道之外又生出了一条新的轨道。相比而言，传统的政治沟通轨道无论双轨还是并轨，都是高度人格化的，而新的轨道却是技术性的。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的观点是，随着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借由数字技术构建的技术性轨道与原本的人格化轨道将相互支撑形成新的并行关系，实现新的治理体系转型，由此将要形成一种“新双轨政治”。赵晓峰曾提出“新双轨政治”一词，认为是传统“双轨政治”结构中的两轨尤其自下而上的一轨发生了变化，由此变旧为新。(13)然而，这种理解可能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传统中国政治的根本不同，没有注意到民主集中制已经将双轨并为一轨的变革。因此，既有的对于“新双轨政治”一词的理解值得商榷，很有必要为这个富有想象力的词注入新的内涵，以求更好地解释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中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