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吸纳与团结政治:作为民主形态的统一战线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
统一战线学研究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民主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载体,成为一种民主形态。立足统一战线史的长时段分析,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民主、通过发扬民主维护和拓展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民主的演进逻辑。一方面,统一战线具有组织化吸纳逻辑:基于联盟属性和有序民主要求,构建了不同于一般政治参与模式的组织化吸纳机制,以“大联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具有团结政治逻辑:基于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等,构建了不同于竞争性政治关系的团结政治样态,以“大团结”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新时代,增进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及其治理功效,需要重点调适四个方面的关系: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与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统一战线的民主性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行政性之间的关系;组织化吸纳的选择性与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多元化与团结政治的包容性之间的关系。


期刊代号:D4
分类名称: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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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作为一种民主形态,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化吸纳机制,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展现出独特的民主发展观、运行逻辑和治理智慧。

  从本质上看,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但在操作性层面,人民是由不同民族、身份、职业、利益和价值取向构成的多元复合体,如何保障和推进这些多元差异的群体能够平等、有序地参与政治,并有效调适其政治关系,便成为民主运行的核心议题。在代议制框架下,多元主体进入政治过程的制度方式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互动模式,决定着民主的具体形态与内在品质。基于此种逻辑,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将大众参与及政治竞争视为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两大基本变量,并当作民主评价的核心标尺。前者涉及政治参与及其构建的代表性问题,后者聚焦政治关系样态。然而,二战以来的全球政治实践表明,大众参与、政治竞争与民主品质及治理效能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民主本应具有凝心聚力的功能,但无序的政治参与、激烈的党派竞争,非但不能有效汇聚民心、保障民生、促进善治,反而可能导致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

  基于比较政治视野,学界一直重视对中国民主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研究。“在现代化发展使民主化成为必然选择的条件下,建构稳健民主化战略并使其与现代化发展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不仅对民主化本身的健康发展有利,而且对现代化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益。”[2]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需要突破西式“民主话语的固化”[3],超越简单的“民主-威权”二分法,“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与西方民主相并列的亚类型来看待”[4]。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民主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载体。在既有研究中,学界肯定了其民主价值,指出统一战线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范式”[5]“有效地促进了政党、国家与人民的直接的联结”[6],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关键力量,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7]。学界也认识到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特色民主形态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在这其中,团结政治功能尤其受到重视。“如何在国家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实现团结与民主相统一”[8]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难题,统一战线作为“凝聚政治力量的制度结构”[9],“将团结逻辑嵌入民主逻辑之中”[10],体现了“联盟之术、凝聚之制与强国之道、团结之学的高度统一”[11],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12]。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理维度,强调统一战线具有“凝聚社会与国家政治力量的治道价值”[13],是政党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14],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中增强共同体韧性的重要组织、制度、理念和政策渠道[15],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16]。海外学者则将统一战线视为一种“实用性政治策略”[17]。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和风险挑战,统一战线的治理功能愈发受到重视,但其民主属性却容易受到忽视。这不利于全面把握统一战线的丰富政治内涵,也不利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形象建构。民主是治理的应有内涵,促进有效治理是民主的重要目标。“寓民主于治理是贯穿在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机制中的共同内涵。”[18]持续开发和增强民主属性,有助于在现代复杂的国家治理中,更充分地发挥统一战线独特的治理功效。近年来海外出现的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污名化及凸显的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挑战,亦说明加强对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特色民主形态阐释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统一战线民主属性的探究,既有助于厘清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揭示统一战线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的特色路径,也有助于基于统一战线视角,理解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政治逻辑。

  二、统一战线与民主关系的演进逻辑

  统一战线自形成之初,便与民主存在深刻关联。从统一战线史的长时段来看,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民主、通过发扬民主维护和拓展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民主的演进逻辑。

  从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虽然性质、任务不尽相同、革命的主要对象亦有所区别,但各阶段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基于战争与革命的需要,这时的统一战线的面相主要呈现为一种“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联盟阵线,最大限度分化和孤立政敌,而后集中力量剪除之”的“政治斗争策略”[13]。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一道,视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19]。

  1949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内一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20]。因此,通过发扬民主来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成为这一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特点。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应该更重视统一战线问题”“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21]。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也指示,政权中要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要实行民主”“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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