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1938-2024)，1938年12月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普通农家，前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在家中行末。1948年秋发蒙入学。小学阶段，他阅读了数十种旧小说，初步训练了文字能力。初中阶段，他对文学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对于人性，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提升了文字能力。高中阶段，他对哲学感兴趣，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甚至阅读过倍倍尔、卢森堡的一些著作，训练了理论思维能力。他在自编年谱中说，1958年暑期，“我开始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读得非常投入，比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还觉畅快。如果说，黑格尔的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开始深深植起宇宙、世界、人生、万物都是发展的这一历史观念，那么马克思的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开始理解逻辑的意义，学会观察和透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对我一生的工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耿先生于1959年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1964年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入所的最初几年，由于反复的政治运动，他很少有接触研究工作的机会。直到1972年，近代史研究所奉命开展民国史研究，耿先生被选入李新先生主持的民国史研究组，才有机会真正开始学术研究。他的自编年谱记载：1973年2月23日，“为借阅黄炎培日记，第一次进图书馆档案室，见所藏资料堆得满满”。②这已经是他入所的第九年了。此后，他历任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并于1994年1月到1998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5年6月，从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任上荣休。1989年与丁守和先生等创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接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2年创立胡适研究会，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2005年创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任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长。其他社会兼职有蔡元培研究会理事，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客座教授，等等。 耿云志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大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清末立宪运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近代思想人物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研究等领域，都有为学界所推重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100多篇、文章100多篇，其中多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顶级或权威期刊之上。出版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与李宗一等合著)、《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梁启超》(与崔志海合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与闻黎明等合著)、《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五卷、《胡适研究十论》等著作，以及《耿云志文集》《近代思想文化论集》《胡适研究新论》等论文集，《蓼草集》《蓼草续集》两部随笔集。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9卷)、“中国近代思想通史”(8卷)。主编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42卷)、《胡适书信集》(与欧阳哲生合编)、《胡适论争集》、《胡适传记作品集》、《胡适及其友人》等资料集，以及《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胡适研究丛刊》等论文集。作为副主编，参与编辑《胡适全集》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另有未写完的《胡适传》以及未编完的《耿云志自编年谱初稿》。 2024年11月，张昭军教授约我写一篇有关耿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文章。我自1995年随耿先生问学，前后跟随近三十年，虽阅读过他的大部分论著，但个人学力有限，理解未必准确，要系统地介绍他的学问，难度很大。然既承昭军教授的美意，不得不勉力从之。以下即分几个问题，略微谈一谈，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学界朋友雅正。 一、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并推动胡适研究 耿先生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对胡适开展严肃的学术研究，并对其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对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给予正面评价的学者，也是改革开放后推动胡适研究的关键人物。 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政治领域，胡适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也批评国民党的党治。甚至当反帝成为时代思潮之时，他不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内乱与贫弱之原因，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内政化。因此，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在政治上就遭到批评，被戴上“买办文人”之类的政治帽子。不过，政治上的批判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胡适在知识界、教育界的地位，不少读书人还是把他“奉为知识分子模范式的人物”③。1950年代，在两大阵营冷战与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及思想文化界亲美派的代表人物，其相对亲近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表现，其推崇美国文化、主张中国应走英美式资本主义道路，使他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对象。这就有了1950年代那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以胡适思想为重点，内容涉及胡适的家世出身、学业师承、政治立场、历史问题、人际关系、治学方法、思想流派等方方面面。”④ 耿先生回顾其胡适研究的历程，说他进入胡适研究领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机缘。从客观上说，1972年，他有机会加入李新负责的民国史研究组，被分配到“人物传”小组，并因其对思想文化类人物的兴趣，而被指派为“民国人物传”思想文化类人物的负责人。于是，作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首要人物的胡适，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说自己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从主观方面说，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社会上流行的关于胡适的成见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他初接触胡适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是他研究胡适的最初动机。他了解，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胡适这样一个被彻底否定的重要人物，面临着巨大困难。于是，他在撰写王国维、丁文江、史量才等人物小传的同时，注意搜集有关胡适的材料，并拜访了一些与胡适有过接触的前辈，了解相关情况。⑤1975年秋开始，他花了10个月将藏于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翻阅了一遍，对胡适的生平、交游、活动以及基本思想主张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1976年6月，他完成《胡适》小传的初稿，并拟编制胡适著作目录、年表作为该小传的补充。他的《胡适》小传，明确肯定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引起所内前辈学者的关注。李新建议他整理胡适档案，蔡美彪建议他写一本胡适传，刘大年也有与蔡美彪类似的意思。而耿先生则觉得，“对胡适做全面研究，做全面评论，似乎舆论的空气还不适宜”，所以他决定先从专题研究做起，“一是把胡适的生平活动尽量搞细，搞清楚；一是把胡适的思想脉络搞清楚，同时，通过这些，把和胡适有关的现代思想文化史串起来”。⑥他当时虽有志转向思想文化史研究，但因正承担“中华民国史”第一卷有关清末立宪派的写作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全面开展胡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