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礼制。西汉赐孔子后裔食邑，令其奉祀孔子；唐代正式将祭孔列于国家祀典，其后相沿不废。清代大祀有“天子祭天地、宗庙、社稷。有故，遣官告祭。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官”，清前期祭孔之礼皆为中祀，光绪三十二年改祭“先师孔子为大祀，殊典也”。①较之帝王专有的祭天地、宗庙和社稷，祀孔具有广泛社会性，主之者朝廷，而参与者广涉京师内外的士大夫、学子，其蕴含丰富而复杂。 历朝贤儒从祀孔庙始于东汉，定型于宋代，扩展于明、清。明代从祀者已有四配、十哲等数十人，清代又新增从祀贤儒多人。②当朝贤儒从祀孔庙始于宋代。清代陆续从祀的当朝贤儒有陆陇其、汤斌、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孙奇逢为明末清初儒者，清代亦追赠从祀)。从清初到光绪初年，当朝从祀者皆为理学儒臣，其从祀过程虽有曲折，却不似后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那般争议激烈且持续多年。学界对此已有若干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梳理了从祀过程的曲折和争议，还阐释了从祀与保存国粹、预备立宪的关联。③晚清主张从祀者虽以三儒学术精醇、有裨宪政推行与保存国粹为说辞，但这些皆不足以打动清廷。笔者认为，研究顾、王、黄从祀不能囿于思想史本身或某一历史事件，而应关注清中期以降的朝野学术歧异及趋势，剖析晚清政治、文化权力的博弈，揭示其历史必然性，探寻其实现的具体机缘。三儒被民间学者重新发现与推崇的过程，显示了19世纪朝野学术格局的变化；其从祀的实现，根源于清廷的权力在央地及朝野间政治、文化权力的博弈中趋于弱化，清廷不得已让从祀礼制顺应了民间学术趋势。 一、清代朝野学术系统的歧异 庙堂理学是清朝文治教化的根本理论，也是满族统治者汉化的初始学术取径。清廷在理学官僚的引导下汲取了民间学术，重建了道统观念，康熙中期以后又以治统兼并了道统，实现了治道合一。④但有清一代，朝野学术的歧异、疏离是基本常态，清廷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多为因应时势的被动之举，大抵短暂而带有功利性。其后江南汉学兴盛，乾隆帝倡导、利用经学，却缺少对汉学思想和精神的认同：其一，乾隆帝明显尊经而不崇汉。粗略统计《清实录》使用“经学”一词的频率，乾隆朝位居各朝之首，约37次。但《清高宗实录》中从未出现汉学一词，乾隆《起居注》也是如此。《清儒学案》曾谓：“有清一代经学，以汉学为盛，而康、乾两朝御纂诸经，汉、宋兼采。乾隆中，荐举经学，为一时旷典，被擢者皆宋学也。”⑤可知乾隆帝提倡经学，却不独尊汉学；质疑朱子，却未打压宋学人物。其二，乾隆朝荐举经学人才流于形式，比如十四年声势浩大的荐举经师活动，最终只有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4人被授以国子监职衔，许多民间经学家如惠栋等人皆未被录用。这与康熙朝选拔、重用儒臣不可同日而语。其三，其时朝廷刊刻经书贯彻了寓禁于征的宗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乾隆帝已划定征书取弃范围，对有“违碍”“悖逆”的书籍进行毁禁。督、抚们操控，府、县官吏及杂佐们奔走查访，上下告讦。开四库馆后近二十年中，官方“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三千种，删改书无法计算，禁毁书籍总数在十万部以上，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销毁版片八万余块”。⑥ 嘉庆年间，清廷对民间学术文化的控制相对宽松，但汉学仍未跻身庙堂。嘉庆十五年，阮元补授翰林院侍讲，自愿兼任国史馆总纂，主持纂修《儒林传》《文苑传》。十七年，《儒林传稿》撰成，遵循清初《明史》例，合经学、理学为一编，立正传44人，附传50多人，仅述学行而不分门径，兼容汉、宋而融宋学入汉学之中，不无尊汉抑宋观念。阮元又将孙奇逢列于《儒林传稿》卷首，称“奇逢之学盛于北，与李颙、黄宗羲鼎足，行谊不愧古人”。⑦这表明阮氏像官学一样，重视清初理学人物，没有置重顾炎武、王夫之。同时，在野士大夫对三儒之学也缺乏认识。江藩于嘉庆十六年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恪守惠栋、钱大昕等人的“吴派”家法，将阎若璩、胡渭列于书首，且认为黄、顾“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⑧再则，江藩认为黄、顾在国变后“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如同“周室之顽民”。⑨可见，江藩虽尊汉学，却对顾、黄评价不高。周予同的解释是因顾、黄“皆含有民族思想的深义”。今人陈鸿森认为江氏作《师承记》时，“虽文网较乾隆朝稍宽，然学者推挹顾、黄，仍多忌讳”。⑩这些皆表明江藩恪守正统汉学观念，也反映了嘉道士人尚未充分认识三儒之学。更有进者，清廷后来将阮氏《儒林传稿》修订为《国史儒林传》，将毛奇龄改入《文苑传》，而《儒林传稿》中孔广森、张惠言、王鸣盛、桂馥、臧庸及扬州的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等汉学家均被移出，与阮元的汉学倾向大异其趣。总之，在清中期，汉学开山人物“吴派”惠栋、“皖派”戴震在官方学术系谱中位置都不高。顾、王、黄之学也因种种因素而被遮蔽，长期不为朝野学者所认识。 嘉庆末年以后，三儒学术的社会传播和影响渐增。道光二十四年，湘籍京官何绍基主持建成了顾亭林祠，从此到同治末年，顾祠会祭成为京师士人的重要雅集。其参与者多是中下层举子、官吏，偶尔有翁同龢、潘祖荫、张之洞等朝内外高官的身影。随之，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文集》在晚清多次刊行，其《肇域志》手稿亦曾引起晚清士人注意，被抄录、整理。光绪末年参与奏议三儒从祀的经师曹元忠说：“道光朝士大夫建炎武祠于京师，春秋致祭，而宗羲、夫之仅祀于其乡者，非弟子之忘其先师也，抑夫之、宗羲之于炎武，其学不无轩轾于其间。”顾氏之学“犹醇乎其醇者”，最当增入从祀。(11)这表明了曹氏的学术倾向，也体现了顾炎武学术较早被发现、传播的效果。黄宗羲长期不被朝野士大夫重视，其发现与晚清浙江经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道光时期，在何绍基推动下，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在顾祠建成不久后刊行。《梨洲遗书》等书在晚清也得以刊印，有的且多次印刷。
